第十一課 四九年以後的劇變和七九年以後的恢復重整
一. 中國大陸基督教會簡史
第二次世界中戰在1945年停止，結束了日本侵佔中國的八年時期。教會的復原工作，首先可見到西方各基督教國家，又透過昔日的海外宣教團體(Missionary Society)，差派大批的宣教士來華。其次，在對日戰爭中被拘留於中國大陸各集中營的老傳教士，於出獄重獲自由後，除了極少數因健康問題而回返母國外，多數都重返昔日的工場繼續他們過去在華未完成的宣教工作。因此在很短的時間內，傳教士就恢復到戰前的人數，並且繼續不斷地有生力軍的湧入。他們一面作物質的救濟，與中國同胞建立關係，一面重建教堂和聚會點，重組教會，招集昔日四散的信徒，恢復崇拜和聚會，為著重振基督教會努力不懈。
中國教會本身方面亦不落人後，當許多的西方宣教機構正屆臨來華宣教的百週年或金禧週年的時刻，藉著教會利用紀念慶祝之餘，聚集同工於一堂，共商未來計劃，擬定策略，積極作周密的發展計劃，這時期各教派教會都顯得士氣高昂，充滿信心。
中國教會佈置妥當後，向同胞廣傳福音，這時開拓新教會的使命感十分強烈，加上許多教會的領袖，無論是專職的牧師或是平信徒，都因為經歷了苦難的洗禮，對生命的有清楚的看法，故對群眾有說服力，他們又努力把握時光，宣揚福音於各地，使皈依基督教的人急速地增加起來。其中表現傑出傳道者有王明道、倪拆聲、計志文、陳崇桂、王載、王峙、賈玉銘、楊紹唐、鮑哲慶、江長川、趙君影、趙柳塘、陳維屏、敬奠瀛等人。
就在上述中西傳教士以及傳教團體的齊心努力之下，基督教在中國再次有了豐碩的收穫，據統計，到大陸解放前(1949年)，信徒人數已增至八十三萬餘人，與戰前最後一次統計人數(1936年)的五十三萬餘人相比，已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三，而教堂的數目也增加到六千五百餘所，較戰前的統計增加了百分之十二，這都充分顯示戰後基督教全面復甦的景象。
另外，基督教會於戰後全面復甦的景象，還可從其文字宣教事業之急速和蓬勃發展中見其端倪。聖經公會印行的中文聖經，單在1946年就分送出三百萬本，而其他幾家有悠久歷史的教會書局與出版部，像廣學會、青年會出版部、浸信會出版部等，也都配合戰後廣大的市場，出版了數量極多的書籍，以供各方之需。從學術思想、教會歷史、新舊約釋經解經書、講道集、詩歌集及至福音單張，應有盡有，內容繁多，或舊著重印，或譯著新印，或新著出版，總計其各類圖書的出版與銷量都遠超過戰前的最高紀錄。當時，在戰前已積極籌劃及編譯的「基督教歷代名著」五十三卷的計劃，因戰亂被迫停止，如今又再度恢復工作並完成。這「基督教歷代名著」五十三卷的編譯完成使基督教有了與佛教的「大藏經」，道教的「道藏經」相抗衡的經典著作，這意義十分重要。
戰後在基督教教育方面也有豐碩的成果，各基督教會設立的大、中學校像金陵、燕京、東吳、聖約翰、華中、齊魯、滬江、之江、嶺南等院校，都全面覆校，由大後方遷返原校復課。至一九四七年，也就是戰爭勝利後的兩年，全國各教會大學招生時，申請人學者高達十一萬人之多，遠遠超出各校可能容納之量數倍之多；各教派設立的神學院校，也於戰後全面覆校上課，積極培植新一代的教會工人。據統計顯示，到解放前時，新出道的傳教士連同舊有牧師的總數，已恢復戰前的數目；而在這一個時期入學的神學生，除了數量增加之外，他們的質量也大為提高，其中有許多位大專畢業的獻身者。
二. 三自運動教會時期(1949-1958年)
在中央政權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第一個階段的教會可以稱之為「三自運動」教會時期，因中國政府以十年的時間，透過「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運動，逐步達到統戰教會的目的。「三自」的口號響遍於當時教會之中，也如荼如火地進行於教會之中。
在1949年前，中國共產黨已經對基督教展開統戰，拉攏一些「左傾」與「愛國」的教會領袖，像吳耀宗等人，邀請往北方，商討有關基督教的一般問題。到了是年九月，利用「第一屆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之召開，再次對教會人仕展開統戰，邀請了吳耀宗、劉良模等人出席，準備日後透過這一批教會人士來逐步進行全面要求教會參與共產的解放中國運動。
三自運動有其特定的背景。
一.
政治方面：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共同綱須」為國家臨時憲法。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
二.
外交方面：“聯合蘇聯”，爭取中立國家，敵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
三.
社會方面：各種運動不斷發起：“土地改革運動”、“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等。
四.
宗教政策：馬克思的宗教理念強調“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提出宗教是人創造的。而人因現實生活的苦難而創造了上帝。說明統治階級利用宗教來控制人民思想。
藉著這些不同宗教的看法，中國政府提出「統戰理論」，解決各種的社會和思想矛盾：首先，提出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有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次要矛盾有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接著，再提出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敵我矛盾有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凶。人民內部矛盾有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當時的具體政策是由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主持。宗教界有八名代表參加，因宗教信徒也是擴大革命力量的基礎。這時定出統治中國的「共同綱領」。第一章總綱五條規定：“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權”。
到1950年的四月，中國共產黨已全面統治中國，有五個基督教團體的代表，即「政協宗教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中華基督教全國總會」，組團由上海赴北京訪問，除拜會北方教會團體外，也應邀與北方的教會人士出席由政協全國委員會宗教事務組召開的座談會，接著這些南北兩地的教會人士共十九人，在五月初，前後三次與「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會談，他們本來的目的是想中共政權幫助解決基督教與中共間的一些問題，希望瞭解新政權對教會的態度與宗教政策。
經過討論後，周恩來統戰成功，使十九位基督教會代表們的思想都改變了，他們發現原來所求者都不是當急之務，真正的急務與應該注意者，乃是帝國主義已在目前國際形勢中利用基督教進行反革命工作的事實與可能。參與討論的吳耀宗事後在天風雜誌發表回憶，說到周恩來一席話給他們深刻的印象與鮮明的啟示，啟示他們「基督教應當自動地肅清帝國主義在它裏面的力量和影響。」
會談之後，吳耀宗等人起草一份宣言，表明他們所代表的教會與教會團體將效忠中國共產黨政權，並且教會將推動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運動」。他們在宣言中更要求全國各教會的領袖簽名響應。該宣言經過八次的修改後定稿，題為「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過後得著四十位教會領袖的同意，並列名為發起人，向全國教會負責人寄發，要求簽名支援。
該「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宣言共分四部份，第二部份是「總的任務」，要求中國基督教教會及團體澈底擁護共同綱領，在政府的領導下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為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第三部份的基本方針有兩項，一為要使群眾清楚帝國主義在中國所造成的罪惡和利用基督教的事實，肅清基督教內部的帝國主義影響；一為中國基督教會及團體應在最短期內完成過去所提倡的自治、自養、自傳運動。對於基督教信仰問題，該宣言則未有一字提及。宣言發出到九月底已有三千餘教會領袖的簽名支援。
三自運動推行全國教會也是有過一番熱烈的對抗。1950年的十月，在上海舉行的中華基督教協進會第十四屆年會之會議中，自始即以「宣言」的內容為會議代表們分歧的焦點。繆秋笙、朱友漁為首的一派教會人仕，深覺宗教要超越於政治，認為三自運動應該是立基宗教立場進行，毋需立基於政治立場上，更不必提出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及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所謂「反三敵」主義於教會之中，教會合作團體亦應處超然地位，不必要直接與政治。雖然年議會中，許多地區代表訴苦教會正受中共地方幹部的壓迫，重要教派領袖也警告這樣的運動將危害到國外差會繼續對國內教會的支援，要求傎重考慮未來的教會路線。然而在政府的交涉下，大會選出吳高梓為新主席，吳耀宗、吳貽芳、崔憲祥為副主席，鮑哲慶、江長川、陳見真、鄧裕志等三十人為執行委員。大會也通過擁護「宣言」，要號召信徒踴躍簽名，並決定五年內完成「三自」，各區組成三自運動促進委員會推動委員來推動工作，同意呼籲全國教徒以實際行動來擁護政府所推動的土地改革政策。
「三自」繼續發動全國教會信徒支援「宣言」的簽名運動。簽名人數雖已有十八萬，卻只佔全國基督徒總人口之百分十八。另外，政府透過三自發出宣言，要大家控訴帝國主義利用教會侵略中國的意圖，許多教會都不覺得有這件事實的存在。這迫成政府要求教會領袖認真深入學習。
但是到了1950年十一月，韓戰的爆發，全國展開了抗美援朝運動，這本來是一個政治的運動，這時也應用於教會，打擊教會中異己，並把三自運動推展至全國。這時政府把外籍的宣教士驅逐出境，沒收和凍結外國在華教會的財產，要求中國教會與外國斷絕各種關係，另一方面也要求中國教會表明對政府的態度，要求他們發表擁護效忠的宣言。
在逐步的進行中，首先於五零年十二月底，公佈「接受外國津貼及外資經營之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登記條例」，要求救會進行登記。接著於1951年的四月十六日至廿一日，由「中央人民政府」的政務院所屬之文教委員會宗教事務處在北京召開會議，會議的名稱叫「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到會有卅一個教會宗派和廿六個教會團體代表一百五十四人，會議並有觀察員參加，邀請中國獨立教會人仕參加，如教會聚會所的領袖倪柝聲與耶穌家庭的敬奠瀛也被指名參加。
會議中，政府官員多人出席訓話，展開統戰，強調共產主義為唯物，宗教為唯心，但共產黨員願意和愛國的基督徒結為聯盟，共組統一戰線以對抗並肅清帝國主義一切的侵略影響。經過六天的討論與控訴，共得有幾項重要的事項：
一. 發表「中國基督教各教會各團體代表聯合宣言」。此宣言比1950年的宣言更具體、更積極地表明效忠政府。他們要熱烈參加抗美援朝運動，擁護政府的政策及鎮壓反革命的政策。
二. 成立「抗美援朝三自新運動委員會籌備委員會」以作為一個基督教新的領導機構。共推吳耀宗為主席，陳見真、陳崇桂、鄧裕志等為副主席。這有計劃、有步驟地完成中國基督教三自革新的任務。
三. 通過中共所提「對於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處理辦法」。這使得教會完全割斷與外國教會之間的關係。
四. 舉行控訴會。控訴的對像是美帝主義傳教士中的特務份子和中國基督教中的敗類。被指名控訴的包括美國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畢範宇(F.W. Price)、駱愛華。華人則為梁小初(青年會)、陳文淵(衛理公會)、朱友漁(聖公會)及顧仁恩(獨立傳道會)等人。控訴的罪名都是指他們與美國有關係。此次控訴會在教會內舉行乃是首次。也開啟日後各地教會控訴鬥爭的序幕。
吳耀宗形容這次會議是「中國基督教的新生」，是一個里程碑。當時三自運動教會正以「控訴大會」、「政治學習」、「教會組織的統一管理」和「重新詮釋基督教義」四種方式來推動三自運動。「政治學習」就是要訓練教會青年積極分子，以便作為深入推動三自革新的骨幹，提高愛國意識，認清帝國主義的真面目，學習國家政策及自我批評(交心)。
1954年的七月廿二日至八月六日 ，三自革新運動籌委會召開中國基督教全國會議於北京的公理會教堂，到會有六十二個教會和團體的代表二百卅二人。會議在吳耀宗的主持下，聽取「中國基督教反帝愛國運動四年來的工作報告」。從報告中，可知到五四年時外國差會已經在中國絕跡，帝國主義傳教士也全部出境，所有名國來的津貼也完全斷絕，而在國內由教會所辦的學校，醫院及救濟機構(孤兒院、慈惠院)等一切企業、事業都接受了過來。教會中不肯妥協，不與政府合作的教會領袖，也已透過控訴會的方式，將之打成反革命者，並判刑或勞改。其餘的教會教牧和信徒則分批加入學習班，接受政治學習。學習不斷地自我批評，提高了思想覺悟性。而全國所有的教會、教會刊物，神學院等教會組織，則陸續統一起來，加以合併，關閉或停刊其中不需要者。此外也將教會建築物加以徵用，轉作其他的用途。
此項全國會議不談及信仰問題。整個會議最重要的事項是正式成立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表明再次確立三自的根基，此後「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正式以基督教會最高的地位組織，負起在全國各地設立分會，推展三自教會的任務。
自1954年八月正式成立「三自」會後，全面將各地的教會納入組織系統之內，但中國教會仍存有一些三自會稱為是「頑固反對派」(俗稱「死硬派」)的教會。這些教會是一些自立教會，像北京的基督會堂(王明道)、廣州的林獻羔、耶穌家庭(敬奠瀛)、教會聚會所又稱「小群」的教會(倪柝聲)、真耶穌教會(魏以撒)都不肯加入三自會，因此要進行整肅。從1955年八月起到1956年初，將上述的教會領袖逮捕，並進行控訴鬥爭，接著分別送交法院定刑期及付之勞改，在逮捕教會領袖之同時，也對付不肯加入三自的教會團體。1955年的十月廿九日 ，政府正式宣告凡三自以外的基督教活動為非法。至此在大陸的基督教會，除了關閉，除了秘密轉入地下，其餘無論宗派教會或獨立教會加入三自會。
從1956年三月第二次全體會議之後，中國有鳴放運動的出現。這時有「百花齊放，百鳥爭鳴」運動，風氣所及，也吹襲到教會。教會在後來的「反右運動」襲擊之下，自陳崇桂牧師以下，凡鳴放批判過中共政權者，都被打為右派份子，遭受整肅，接受勞改。三自委員會於1957年的十月舉行常委第十次擴大會議時，要求嚴處教會中右派份子，並派遣一百三十多位教會代表到北京學習揭發，接所謂社會主義的再教育，返回各地之後，再在各地教會進行大規模的控訴運動，一直至1958年大躍進運動時方止。
三. 三面紅旗的教會時期(1958-1966年)
1958年的時候，中國政府發動了三面紅旗大躍進運動。三面紅旗指的是「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工農業生產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大運動。又因此三大運動都是指向社會主義改造的躍進計劃，故又稱「大躍進」運動。整個大躍進運動共推動約有八年之久，至文化大革命發生後方告停止。
在本段八年的大躍進運動時期，在政治、經濟方面都具特色，基督教會在本時期中亦深受政治的影響而以一種新的形態生存下去。
中國共產黨在統治中國大陸十年後，認為形勢已大好，在已有的基礎上，要通過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加強將中國從社會主義的現狀推進至共產主義的理想境界，所以發動了三面紅旗的大躍進運動。而大躍進運動一推動起來，全國民眾都要動員投入，基督教會中的基督徒不能例外，也被命令要積極參與投入。
大體來說，自1958年進入大躍進運動以後，三自教會紛紛投入此運動的行列，從而有了兩方面的影響產生：
一. 因大躍進運動使全國人民都被召動員，投入極忙碌的生產活動之中，使得定期聚會禮拜因無人參加而停止。尤其是日以繼夜大鍊鋼鐵，更使得教友已無時間往教聚會，而聖職人員忙於政治學習或參加勞動，在工廠或農場工作，離開教會，迫使聚會停頓和教會關閉。三自會於此也開始將各地教會聯合並合併，大致每區一個，其餘則關閉，將教堂移作他用，而教會活動一週只有一次主日禮拜。以北京為例，原來有六十五間教會，到本時期已減為東南西北每一間了。
二. 因大躍進運動進行二年後(1960年)，由於運動過於激進，引起的變動太大，使得人民心存不滿而退縮，結果造成經濟上的危機，毛澤東讓出主席之位由劉少奇出任。教會因行政體系在宗教政策上的放鬆，而獲得復甦的機會。以廣東為例，60年之後，教會禮拜日數目增多，二百個席位的教堂皆能滿座。1964年復活節，舉行音樂崇拜，更借青年會大會堂，出席人數高達二千人。
在這段時期，基督教會因政治大躍進運動的推行，受到極大的影響而減少與縮小，幸好六零年後，藉著修正主義路線的?頭，獲得喘息機會。但是教會中的信徒仍在不斷接受學習，接受自我的改造，並且必須在服從生產、服從國家法令和社會主義利益的前提下，安排宗教生活。三自運動愛國委員會仍然全面控制教會的一切活動。
四. 文化大革命的教會時期(1966-1976年)
簡單的說，文革期間教會雖然遭遇許多的逼迫，但是教會藉著這時期形成了復興的暗流。
文化大革命緣起於1965年十一月十日 ，由毛澤東授意姚文元在上海的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抨擊劉少奇所領導的政治體系，展開了日後全國性鬥爭的序幕。
到1966年的五月十六日，由毛澤東親自發出「五一六通知」，號召全國展開「文化大革命」運動，於是在最短的時間內，全中國進入大動亂與破壞角色者，則為一群被起名叫「紅衛兵」的學生群眾。經過三年多熾烈的鬥爭，毛澤東已重掌政權。毛澤東在1969年的七月，也透過軍隊把紅衛兵鎮壓，並下放農村。希望漸漸把國家次序恢復起來。
雖然局面漸漸平靜下來，但在此後直到1976年的七個年頭裏，是文化大革命主宰一切的時期，自成一個段落，顯出他獨具的特色。
在文革的十年內，基督教會受到最熾烈的衝擊與挑戰。當中的歷史可分成幾個段落來說明：
一. 文革的頭三年，教會受到空前的破壞，教牧與教友受到暴虐對待。當時紅衛兵群眾，在意識思想上已被教育成極左的狂熱份子，在意識形態上，對宗教極度仇恨。當毛澤東提出破四舊 - 舊文化、舊習慣、舊思想、舊風俗 - 的口號，並要求紅衛兵以實際行動表現時，他們如猛虎出押，而基督教會又有「四舊」的形象，故首當其衝，遭暴虐破壞。他們搗毀教堂，凌辱信徒(剃光頭、遊街示眾，戴高帽)，焚燒聖經。在這種無情而澈底的打擊下，各地的基督教會被迫停止公開活動，基督教徒再經歷一次苦難的煎敷。
二. 到了文化大革命武鬥結束的1969年之後，對基督徒私刑與暴虐，公開凌辱的情形已大為減少。但文革的意識然籠罩在這段時期，為配合當時政治而有的所謂「戰鬥性的生產建設意識」，教會的信仰與活動被認為是會腐蝕痲痺人民的勞動力，會嚴重阻礙生產建設，因此仍然禁止教會有公開的活動。另外，更藉1968年成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對基督教界的人士作清理調查的工作，又把不少的教會人仕冠以「反革命」之罪而判處徒刑，並要求教牧人員參加「學習」。這時連三自會也被關閉了。
三. 到1971年的時候，中國政府基於宗教政策上的應用，認為宗教應為外交所用，於是應巴基斯坦大使館之請求，在北京重開米市街教堂，但只供外人與外籍遊客使用，中國基督徒仍禁止入內禮拜。當時只有效忠於政府的教會的領袖人物，如吳耀宗、丁光訓才可以代表中國基督教會接待外國來訪問的賓客。
四. 1971年後，雖然教會都關閉了，但這只表示有形的教會的關閉，事實上在全國各地，基督教徒透過家庭聚會的方式，秘密聚會崇拜。這種名叫「家庭教會」的無形教會，雖不是萌芽於這段期間，是成長，茁壯於這段受苦害的時期。許多人的心靈在文革中創傷，信徒卻願意把福音傳開，成為心靈創傷的醫治。另外，信徒在苦難中更加同心。也神興起不少遊行佈道者，而平信徒熱切起來傳福音。
綜結本階段的歷史，基督教會有如浮萍落葉，承受文革大風暴的吹襲，受到史無前例的摧殘和全面的抑制，信徒經歷了中國基督教自有歷史以來最大的苦難與迫害。這時只有「家庭教會」在這段時期中蓬勃成長，雖然仍嫌薄弱，但是在苦難中的團契與安慰更具能力，家庭教會為本段文革迫害教會時期帶來了一線曙光，也帶來了盼望。
五. 四化運動的教會時期(1976年起)
中國基督教會歷史的第四個階段，也是四個「現代化運動」的時期。本段時期起於1976年十月打倒文革時極左的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幫集團之時。次年，鄧小平復出，重掌政權，提出四個現代化 - 工業、農業、科學、國防運動，而開展了本段歷史的序幕。
自鄧小平重掌政權後，在許多的政策上都一改文革時的路線，重走修正主義路線，給人民有較溫和與開放的感覺，對外關係上，也一改舊有的路線，結好西方國家，以圖謀對中國有更大的益處。我們可為這段時期作一扼要的說明：
一. 在1976年後，為配合四化運動，對宗教不施加壓力，更注意到宗教能對外交有所益處，對四化的推展也有所助益的觀點，故整個宗教政策由過去「強制」、「敵視」而轉到「溫和」的路線，雖然統戰的工作仍然在進行。負責宗教事務的宗教事務局就開始執行並處理有關基督教會的問題，在「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思想下，宗教事務局透過宣傳，教育幹部及教牧人員的方式，對宗教活動與迷信活動加以區別，嚴格界定宗教活動的範圍，最後加強教友的法制觀念等步驟。這時期，整個宗教政策的精神還是含有強烈控制的意圖，政教分離是不允許出現的。
二. 家庭教會大致可以分成鄉村家庭教會與城市家庭教會兩類，由於仍採秘密聚會式，故對家庭教會的實況所知有限，唯歸納已知的資料，這時期家庭教會以浙江的蕭山、溫州；山東青島；與福建、安徽、河南等最盛。這些家庭教會在文革時代已在活動，而在本段時期之內，因溫和路線的緣故，無論在質與量上都提高了，教友人數急速增加。城市家庭教會有完善的教會組織與定期的禮拜，自從海外進入大陸旅遊開放之後，從海外教會得著大批聖經、詩歌本、培靈書籍之類的圖書，使聚會的內容上更為豐富。他們更自然發展各種的查經聚會、探訪禱告、小組團契，甚至定期聚集公園內聚會。城市家庭教會雖大有發展，但有時也遭受來自三自教會方面的壓力，三自教會要求他們加入，宗教局亦不樂意他們的發展。鄉村家庭教會通常利用市集之日，或星期日來聚會。有時改在晚上舉行，比較大型的鄉村家庭教會，人數可達四百人到五百人之眾。一些省份的家庭教會擁有千人以上。鄉村家庭教會普遍缺乏教牧人員，聖經也較缺乏，以致教導上有所不足。另外，鄉村家庭教會普遍流行奇蹟、醫病、趕鬼之類的見證。
三. 從1979年起，中國政府採取把大量教會恢復的溫和路線後，造成各個教堂聚會滿座的情形。而家庭教會更是日益擴展，這些現象出乎政府意料之外。1980年上海會議有來自十六個省份的卅七位代表，由丁光訓擔任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孰一也出席會議，會中他表明政府當局對宗教的立場，堅認共產黨是無神論者，也相信宗教必消滅，但肯定這些不會妨礙共產黨與基督教間的團結。會議中經討論後，決定重印聖經，許多教牧人員獲得平反，覆刊三自會機關刊物『天風雜誌』； 又決定把南京神學院覆校，以栽培新的教牧人員。對於前幾個階段一直扮演重要角色的「三自教會愛國運動」，會中肯定他的成就與存在的價值，並且認為「三自」任務末了，仍要繼續下去，以保衛中國教會的獨立，防止外來的滲透。會議中還決定要成立一個教務機構，專門處理教牧事宜以與三自會相輔相成。與家庭教會的關係亦在會中論及。整個會議結束後，以「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的名義對外發佈了「告全國主內弟兄姊妹書」，宣佈了他們今後的作法。
四. 1980年的十月六日 至十三日，根據上次上海會議的決定，在南京召開了中國基督教第三屆全國會議，期望以這次的全國會議，落實他們在文革之後的教會路線，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共有一七六人，包括來自廿五個省、市、自治區及五個少數民族的教會代表，沒有家庭教會的代表出席。而中共統戰部副部長，宗教事務局局長都出席了這次南京會議，顯出此會議受到政府當局的重視與官方的指導。會議的結果，發表「中國基督教第三屆全國會議決議文」公佈於國內外，該議決文的內容有三個重要部份，既是教會事務的具體意見。第三部份又再分成三方面來表明態度與作法：
1.
既有關現已開放具組織性的教會事宜；
2.
有關家庭教會事宜；
3.
有關與國外教會之關係。
關於開放具組織性教會事宜，會中接納上海會議的提議，成立了全國性教務機構，定名為「中國基督教協會」。其工作的大綱在做好教牧工作，栽培傳道人，出版聖經和靈修書刊，加強和各地教會和信徒的聯繫；而「協會」與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關係，則未詳細闡釋，只說是「分工合作的關係」。有關與家庭教會的關係，則正式承認了家庭教會的合法化，期望今後「共同走愛國愛教」的道路(當然，這是從三自教會的肯定，中國宗教局並沒有把家庭教會合法化)。有關與國外的關係，則願平等友好交往，但若敵視中國者，漠視三自愛國原立場者，則將堅決反對。
南京會議也通過「中國基督教協會章程」與「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章程」，並決定在會議結束後，立刻與各地的三自會合作，召開地區性會議，以落實他們的決議。南京會議的召開與會議的決議，可說是本期內的一件大事，也是一個里程碑。對中國政府而言，正式確定了中國共產黨對基督教現階段的宗教政策，而從宗教政策的內容看，繼續肯定「三自」的貢獻，要愛國愛教。對國內信徒而言，此次承認了家庭教會的合法化，使以往種種迫害不再發生，並且信仰可公開化。然而中國政權，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間要達到水乳交融地步，其路程尚遙達，三者之間仍有的矛盾不易突破。對海外的信徒而言，南京會議肯定表示，不歡迎和不友好的海外教會間的交往，而友好不友好的標準又訂在是否對三自會的支援上，因而使得海外的信徒要重謀對策。
總結看來，開放後十年來的基督教會，雖然比上一階段文革期要得著較好的對待與復甦的機會，但意識形態上的對立，以政府控制教會活動仍然是不改變的。溫煦的春風是否永遠能吹襲在大陸基督教會中，而狂風暴雨是否不再襲擊大陸基督教會，展望未來，都是未知之數，海外信徒只有靜觀其變了。
結論
中國大陸基督教會五十年的歷史，時間雖短，是段落分明，而其間的曲折變化，更是高潮?起並暗潮湧，可謂血淚交織其中，水火交加其上，整段歷史實是一部長期處在苦難與迫害中的悲慘旅程。
總結這段約佔五十年的基督教會歷史，在整個中國基督教會歷史之中的地位，則有幾點可以歸納出來：
一. 成全了基督教會本色化的路線。過去整一百五十年中國教會皆受西方差會的影響和扶持成長。但是在本段時間內，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全面排除了與西方的聯繫，使中國基督教會在歷史中，成為最具本色化傾向與有本色實效的一個時代。
二. 維持以政府控制教會的局面。五十年來，在政治與教會關係上，紿終維持在政治全面控制宗教的局面之下，把政治置於教會之上。教會更受政局的演變而起伏不定，使中國基督教會在歷史中，成為承受政治壓力最大而時間長的一個時代。
三. 醞釀並成長了「家庭教會」的獨特教會模式，充分表明基督教會可以不是西方教會的產品，也表明在任何的社會制度與環境之下，基督教會能生存下去，是中國基督教會歷史中，最承受得起考驗的一個時代。
思考／討論問題：
九. 中國信徒在1948年的統計數目是八十三萬五千人(有估計認為是一百七十萬人)，而1989年的估計數目是三千至五千萬人。為什麼中國教會能夠在“沒有傳福音自由和教會”的四十年裡增長廿至卅增？
十. 自從1954年8月正式成立「三自愛國基督教會」後，四十多年來三自教會盡量全面將各地的教會納入組織系統之內。有那些因素使到今天有那麼多的教會即使受到逼迫仍不願加入三自組織呢？
十一. 按照1997年某次中國家庭教會領袖會議的一份報告，中國現有二千四百七十多個縣，加上三百多個市，而平均每個縣／市有一百一十個農村。中國家庭教會現正在推行“空白村策略”，希望在十年內(2010年)使中國三十萬個農村都有教會，不致空白。你認為要怎樣去達成這個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