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於明朝天啟五年（1625年），在陜西西安郊外被發掘出土之後，立即引起學者及基督教人士的注意。該碑為唐德宗建中二年（西元781年），長安大秦寺景教僧景淨等人所建立者。碑的正面，除篆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並頌」等字樣外，包括一千八百七十餘字的漢文碑頌及序文，並附有四十餘字的敘利亞語之本名，互相對照。這碑埋入地下甚久，一般推想是會昌禁教時，教士為保存其全貌，不被毀損，才被埋入地下。如這項推測得以確立，則其埋在地下之時間，當有七百八十年之久。因此景教碑的建立，當在建中二至會昌五年之間（即西元781年至845年間），不過只有六十五年而已。
耶穌會士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初名謝務祿），在1625年景教碑出土後，為首位目睹和研究此碑之外國人。
另外，在西元1900年在敦煌可室發現<<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及<<序聽迷詩所經>>等景教文獻作品。這些文獻讓我們知道更多唐朝景教的活動。
聶斯脫里派神職人員正在列隊前進，來自新疆柏孜克里克洞窟壁畫
唐朝景教
景教是甚麼
「宜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不承認瑪利亞為天主之母。
不用聖像，但保留十字架。
不承認羅馬教會所謂：死後滌罪說。但崇拜祖先。
反對化體說。
教務總管，不得食肉。
大總管，總主教，主教可以娶妻。
教務大總管，由館長三人中相互選舉而生。
*朱謙之著《中國景教》135-136頁 人民出版社
景教的起源
428年，聶斯脫里出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引起亞歷山大宗主教奚利爾猛烈抨擊。
431年，以弗所公會議召開後，多個派別的衝突雖被調解，但聶氏被裁定為異端，被革除主教職務，驅逐出教會。四年後，聶氏更被東羅馬帝國皇帝逐出國境，最終客死埃及。然而追隨者並不因此而輕易放棄，遂往美索不達米亞、波斯、印度以及遠東等地區宣教。此後，聶斯脫里派得到波斯薩珊王朝的重用，盛極一時。498年，聶斯脫里派正式脫離正統教會，更名為「迦爾底教會」，又稱「阿述教會」，以中亞地區為中心進行宣教。
632年，伊斯蘭教指引的阿拉伯帝國（大食）吞併波斯。在762年前後，聶斯脫里派主教得阿拉伯哈里發信任和保護，遂將聶派根據地從波斯移到巴格達（今伊拉克首都），盛極一時。至六世紀末時，聶派流行於康居及突厥等地。
*以上引自維基百科
景教如何來到中國
最早把福音介紹到我國來的是唐朝景教。第一位正式來華的景教傳教士是阿羅本。阿羅本於635六三五年大殿唐朝京城長安，唐太宗特別派遣宰相房玄齡，率領儀隊到京城長安西郊以國禮歡迎，而且直接迎入宮廷，以表示對這位外國傳教士的尊崇，這實在是件不平凡的事。原來阿羅本早就在西域邊境上展開了傳教活動，極受當地人士愛戴、尊敬。太宗知道他要前來中國，特地安排了隆重的禮節來接待他。
景教傳入中國，正是中國的太平盛世：唐高祖創立的基業，傳到唐太宗已達到舉國富庶，人民安康，文化昌明的境界；可是中原之外的邊疆，卻充滿著戰爭氣息，整年動盪不安。回教徒又不斷地與西南亞洲美索不達米亞、巴勒斯坦及波斯等地的基督教國家發生衝突。戰爭的威脅隨時都有可能進犯中國本土，唐太宗為防止邊界突厥民族的入侵，並願進一步和平相處，常藉通婚及商業上的來往交流，緩和緊張情勢，並確保當時中國通往歐亞各國交通要道－絲路－的暢通。
阿羅本就是在這個情況之下來到中國的。他之所以會受到皇帝的特別禮遇，雖與他自己的良好名聲有關，但多少也摻雜著一些政治性因素：因為中國急需在動盪不安的中亞地區維護邊防的安全，確保絲路的暢通，爭取貿易的機會。可是這些措施都需要先取得當地居民的諒解合作。巧的是當地居民中有不少基督徒，觀念無法與中國派出的使臣順利溝通，太宗正為此事感到束手無策。這時得得知景教要派傳教士來華，自然高興無比；一方面可以透過景教傳教士以結識這一群基督徒，同時也可請他們充當翻譯員，在對抗回族戰爭中能有很大的幫助。
景教在中國的發展
阿羅本原是敘利亞人，成立以後到了波斯，在那兒受到景教的薰陶，領受聖秩，成了司鐸。635西元六三五年，他接受派遣來華傳教。阿羅本在中國給人的印象，是一位端莊肅穆、謙誠有禮、飽讀詩書、滿腹經綸的中年學者，頗有儒家風範，所以立刻就被皇帝接納，迎為上賓。他來華時，攜帶了五百三十部經書，有部分後來翻譯成了中文，太宗曾親自審閱，並聽他宣講道理。太宗發現他所講的以及所帶來的經書，不僅內容豐富、言之有物，而且在中國又自成一家之言，對治國安世會有貢獻，於是就給阿羅本及他的隨從人員留華傳教的權力。在傳教期間，阿羅本還得到宰相房玄齡、大臣魏徵等人的協助，進行的很順利。不過傳教事業真正開始萌芽，會士在真觀十二年秋，也就是阿羅本抵長安的第三年。那時太宗親自下詔諭令景教在國內可以自由公開傳佈，並且在京師長安的義寧坊地方，興建景教寺，同時把自己的肖像轉塑在景教寺的牆壁上。這些都使我們看出太宗和景教的密切關係了。
650六五零年高宗繼位，對景教更加提倡，敕令在全國各州，建立景教寺，並且仍舊封阿羅本為鎮國大法王，這時的景教，已經傳遍全國各大城市。不久，阿羅本陞為中國景教的教長，京師長安也成了中國景教的中心。
阿羅本來華後，建立景教寺，翻譯經書，將福音真光帶給了華夏。三年內，陸續由波斯東來的傳教士，增至二十一位。他們的生活方式和修院組織與波斯、敘利亞的景教相似，同屬於隱修院傳統，奉巴格達宗主教為領袖；在中國教長之下，分為幾個教區，由副主教管理；並有司鐸負責禮節、佈施、教育等事；在較大的寺院設寺主和理院。
阿羅本傳教工作除了講授景教教義外，還很重視宗教生活。在講授教義方面，他以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作為出發點，來說明救贖的真理，並用聖洗來滴除皈依基督的原罪。在宗徒生活方面，他很重視誦念日課，每日有七個固定時辰的禮儀朝拜，配合著磬聲顯出有規律而虔誠的心，在禮儀中並穿著僧人服裝，留著鬍鬚，削掉頭髮，保存了東方隱修士的禮規。除了這些禮儀性的行動外，在生活上也表現出貧窮、受齋、施捨、為亡者祈禱等精神，並在主日獻祭、告解、滌除心靈罪污，所以漸漸地吸引了部分中國人士的注意及重視。
阿羅憾
在中國的歷史中，最先將景教傳入中土的是阿羅本，但促使景教在中國生根的卻是阿羅憾。唐朝的武功在高宗時到達了巔峰。他東征朝鮮，西伐突厥，為他效命疆場的蕃將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阿羅憾。
阿羅憾在唐高宗顯慶年間由波斯來到中國，獲得高宗的信任，而授與邊鎮大將軍權位，以後又賦予拂林國招慰使的職務，封為位於甘肅蘭州上柱國金城郡的開郡國公。
阿羅憾是一位虔誠的景教信徒，他一面為唐朝開闢新的彊業，同時也沒有忘記基督徒有宣揚福音的使命，在兵馬倥傯之際，仍以宣揚景教教義為己任，所以當時西域各地的景教教務興盛，阿羅憾當居第一功臣。
阿羅憾不但是位武將，也是工程師，曾召集各地蕃王，合資建造了一座頌德天樞，來歌頌中國歷史上唯一女皇帝誤則天的功德。這座天樞位於洛陽城端門外：高一零五尺；有八面，每面長五尺；一共用了二百個銅鐵：底部是鐵象，背負銅龍，並環繞各種怪獸：署名：大周萬國頌德天樞，並刻有群臣蕃酋的名字。
阿羅憾因為軍功顯赫，名字被題在麒麟閣，他的肖像也被列在雲台閣的武將群像之中。他逝世於西元七一零年，享年九十五歲，葬在建春門外。
阿羅憾在世期間，景教發展得相當順利，雖然武則天稱帝後推崇佛法，優禮佛教。曾有佛教僧人起來攻擊景教。幸好武則天女皇帝的朝廷中，不少賢臣對景教相當好感，武將中也有不少信奉景教的胡人，所以武則天對景教，也不敢給予明顯的迫害。因此景教發展得相當順利。
及烈主教
阿羅憾去世兩年後，唐玄宗就位，這年年底又有一些讀書人起來毀謗景教，教務稍受頓挫，但為時不久。因為隨後又有一批能力及聲望很高的傳教士，陸續來華，使景教復興；何況玄宗皇帝又開始優禮景教，使得反對景教的讀書人，不敢再明目張膽地攻擊景教了。
這批來華的傳教士中，最有名的是及烈主教。我國的史書中曾有多次提到他：第一次是西元714七一四年他住在廣州時，結合了當地的一些官吏廣造奇器巧異。由此可知及烈是一位熟練的技術人員，並可推知當時廣州可能有景教信徒。及烈這次在中國停留不很久，後來大約是從海路返回波斯的。
及烈第二次來華是十八年後，和波斯的入貢使臣一同前來，擔任嚮導和翻譯。由於這次使命的圓滿成功，使得玄宗皇帝大悅，開始對景教有了較佳了印象，不但禮遇有加，而且委派親王到景教寺行禮，並下詔書修建景教寺。景教因而又再次開創了新局面，重新獲得皇室的眷顧，在中國的發展也再次到達鼎盛。
十年後，玄宗皇帝又命令大將軍高力士，把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位皇帝的畫像，送到長安的景教寺內安置，並賜給絹布一百疋，這是當時景教人士所引以為榮的成果。
教傳教士佶和
744西元七四四年，又有另外一位著名的景教傳教士佶和來華。玄宗對他非常禮遇。並下詔給他和另外十六位傳教士，在慶興宮內，為玄宗獻祭祈禱。
在佶和來華的第二年，景教當局，為了避免和回教及波斯的祆教互相混郩，請求玄宗下詔將波斯景教寺改名為大秦景教寺。玄宗在秋天下詔允准。
781景教碑
玄宗以後的皇帝，對景教也優惠有加，多次表示對對景教的好感和親密關係。著名的景教碑就是在這教務最發達的時代，公元七八一年，於長安建立的。立碑者景淨是位有學識的傳教士，當時負責中國教區，曾翻譯過景教經書三十卷。立碑以後到武宗下詔迫害宗教的六十年間，景教仍獲得政府的好感，能自由發展傳教。
景教在唐太宗時由阿羅本傳入中國，直到德宗時立景教碑，已歷一百四十六年之九，這期間景教發展得很快，日漸一日地，並沒遭到太大的迫害。
蒙元崛起與景教在中國的復興「也里可溫教」
景教在中國的命運與佛教不同：佛教在唐武宗滅絕一切外來宗教後還能再度崛起，甚至成為社會主導力量，逼得當時儒家學者不得不吸收一些佛教學理精蘊，才得重振儒學頹風；可是景教卻一蹶不振，以致逐漸消滅。這是因為宋朝由開始的政治導向就是重文輕武，不需借重西域的精兵良馬，來建立強大的武裝力量。既便南宋在失去了大半國土後，雖有少數像岳飛一類的民族英雄，整軍經武，力圖振作，以求光復中原河山，但其整個朝廷政治氣氛仍是主和派占優勢，充滿只求偏安一隅苟且心態。所以景教在兩宋朝廷所管轄地區，不能再度興盛是可理解的。
不過，與宋朝相鄰的遼金諸國的政治導向，卻一直是以軍事擴充為主。他們的強大軍隊中也召募有大批的西域景教徒。所以，他們所管轄的中國邊疆地帶，景教勢力依然很大；而且隨著他們政治勢力南移，景教又逐漸回到了華夏中原。
接著，蒙古帝國崛起，這個政權更以征服全世界為目標，軍隊收編了歐亞大陸各地英雄豪傑。帝國軍隊所到之處都直接間接地受到歐亞大陸各色文化的沖擊，所有宗教都發達；最後，景教與許多不同的基督教派的勢力，也隨著元世祖的軍隊進入了中國本土，遍佈到各地。
當時，中國內地人民對景教的一切早已淡忘，新來到的基督宗教被人稱作「也里可溫教」，這個教名所包括的不只是景教，還包括後來由孟高維諾總主教帶來的天主教在內的所有基督教派，不過景教徒最多罷了。
當時，元朝中國本土境內的也理可溫教徒很多。元朝中央政府最高行政機關「中書省」下，設有各宗教事務管理部門：佛教是「宣政院」。道教是「集賢院」；這兩個宗教的教徒很多，事務繁忙，所以主管單位組織較龐大，屬「院」級單位。也里可溫教徒開始不多，沒有專屬的中央主管部門，而後因人數增加才增設一個組織較小的「司」級主管部門－「崇福司」；接著教徒仍繼續擴增，最後「崇福司」又擴充成了「崇福院」，與道教「集賢院」、佛教「宣政院」鼎足而立。可見基督宗教「也理可溫」在元朝的中國境內，是一個發展膨脹極快的新興宗教。
* 以上內容主要參考自梵蒂岡廣播電台
也里可溫教
元朝的天主教，景教與天主教的混淆
當蒙古王朝興起之際，也正當是歐洲的基督徒組織幾次的十字軍對抗回教勢力之時。當時元太祖、及太宗有幾次起兵西征，到處攻滅回教國，因此歐洲的基督徒，以為蒙古人是幫助基督徒撲滅回教徒的，便一心想要和蒙古人結盟。
第一個到中國的天主教教士是十三世紀的孟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他是一個對天主教在中國傳播極有影響力的人。當他到達中國時(1294年)，忽必烈剛去世，由元成宗繼位。雖然他初到中國時，受景教徒的排斥和陷害，但至終他贏得元朝王室的信任和支援，開始傳教。十年內已有六千人受洗，加入教會。汪古族酋長，闊裏吉思，就是在這時改信天主教。另外，他也把新約聖經和詩篇等，譯成汪古族的方言。孟高維諾除了傳福音外，又從事興建教堂的工作，他收養了一百五十名七至十一歲的男孩，給他們施洗，教他們希臘文、拉丁文、唱聖詩及背誦經文。他在中國工作三十多年，在十四世紀初逝世，享年八十多歲，是一個德高望重的教士。
除了孟高維諾之外，還有好幾位“法蘭西斯派”(Franciscan)的修道士來到中國，但是在發展教會事工方面沒有太大的果效。最後一位是“馬黎諾裏”傳教士，他是在主後1342年到達中國，逗留了三至四年便回羅馬了。因為他看出當時元朝的元順帝政局險惡，必定維持不久，因而離去。果然在二十多年後元順帝被朱元璋(明朝第一位王帝)趕出中國，天主教在中國的事業，就此停頓了。
元朝的天主教和景教一樣，在中國歷史中曇花一現就消失了，沒有留下長久的影響。天主教在元朝無法施展較大的影響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 很少漢人信天主教，大多是蒙古人或邊疆民族。因此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一旦滅亡，天主教也自然隨之消滅。此外，教士過分倚賴元朝王帝的庇護和支援，對元朝的王帝，百般討好。而漢人是受元朝歧視的，自然就對這些傳教士產生了排斥感，不願意接受他們的宗教。元朝時來華的天主教教士，與元朝王室有密切的關係，與一般的大眾平民卻脫節了。
二. 傳教士沒有看到翻譯聖經和其他屬靈書籍的重要性。雖然天主教的傳教士孟高維諾也曾從事一些翻譯工作，但他只是將新約聖經翻譯成汪古族的方言，不是翻譯為中文。可能孟高維諾也受了傳統的天主教思想所影響，以為信徒讀聖經與否，不是最重要的。他認為重要的是信徒守儀式、做彌撒，這是很可惜的事。如果當時能將部份聖經翻譯為中文，那麼即使他們離開了中國，中國人至少也可以從翻譯的聖經中，領悟到真理，不至於完全消滅了。
三. 元朝的天主教傳教士，與景教的傳教士，互相對立，彼此排斥。中國人和蒙古人看天主教和景教沒有分別，都是“也裏可溫教”教徒，但他們卻互相打鬥，漢人為之搖頭嘆息，對他們的信仰也大打折扣。
一. 景教忽略了救恩的重點。景教的教士在中國傳福音時，忽略了傳講完備的福音，沒有將得救之道，清楚地教訓人。因此這些信徒生命沒有改變，信仰也沒有根基。因此當患難、逼迫一來，就站不住腳了。所以景教在中國的消聲匿跡，與景教教士培育出來的信徒素質極為有關。
二. 景教受佛、道二教思想的影響極深。在初期“阿羅本”來華時，他所翻譯的聖經和所寫的書，都包括了詳細的福音內容，但是後來的景教教士卻起了很多變化。一方面相信是因為景教教士本身的信仰與生命根基不穩固，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受到佛、道二教思想的影響。這些使景教徒的信仰混淆不清，不能保持純正的信仰。當時的景教教士，自稱為“僧”，禮拜堂稱為“寺”，在翻譯聖經時亦大量採用佛、道教的術語。印度的和尚來到中國翻譯佛經，有景教的牧師(也就是作景教碑文那個人)從旁幫助他。結果矯枉過正，被佛、道教的思想、取代了福音的資訊。
三. 景教缺乏完整的傳教策略。景教的教士來到中國後，沒有一個統一的機構支援，更沒有統一組織，猶如一盤散沙。完全沒有一個完整向中國人傳福音和栽培中國信徒的計劃。所以在景教流傳中國二百一十年內，一直沒有系統的訓練出一些中國信徒來當教會的領袖。當景教教士被迫離境時，中國的景教信徒變得群羊無首，信徒也無人牧養了。
四. 景教過份倚賴政權的蔭庇。景教教士來華後，過份倚賴朝廷政權的蔭庇，時常取悅當時的政權，沒有建立起自養、自治的教會。唐代景教，由於依賴皇室的保護，於是皇室便決定了景教的發展。換言之，景教的命運是操縱在唐朝皇室的手中。此外，好幾位景教教士來到中國，都不惜用各種方法，包括了參與政治和翻譯佛經，來博取皇室的好感和經濟上的支援。可見景教是缺乏了獨立性，一旦庇護教會的政權改變了，教會就無法繼續發展下去了。當時武宗宣言要毀滅佛寺，就不分景教、佛教，勒令：「大秦穆護三千餘人反俗」。穆護就是景教徒。這事表明皇帝的蔭庇是不可靠的。
第一個到中國的天主教教士是十三世紀的孟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他是一個對天主教在中國傳播極有影響力的人。當他到達中國時(1294年)，忽必烈剛去世，由元成宗繼位。雖然他初到中國時，受景教徒的排斥和陷害，但至終他贏得元朝王室的信任和支援，開始傳教。十年內已有六千人受洗，加入教會。汪古族酋長，闊裏吉思，就是在這時改信天主教。另外，他也把新約聖經和詩篇等，譯成汪古族的方言。孟高維諾除了傳福音外，又從事興建教堂的工作，他收養了一百五十名七至十一歲的男孩，給他們施洗，教他們希臘文、拉丁文、唱聖詩及背誦經文。他在中國工作三十多年，在十四世紀初逝世，享年八十多歲，是一個德高望重的教士。
除了孟高維諾之外，還有好幾位“法蘭西斯派”(Franciscan)的修道士來到中國，但是在發展教會事工方面沒有太大的果效。最後一位是“馬黎諾裏”傳教士，他是在主後1342年到達中國，逗留了三至四年便回羅馬了。因為他看出當時元朝的元順帝政局險惡，必定維持不久，因而離去。果然在二十多年後元順帝被朱元璋(明朝第一位王帝)趕出中國，天主教在中國的事業，就此停頓了。
元朝的天主教和景教一樣，在中國歷史中曇花一現就消失了，沒有留下長久的影響。天主教在元朝無法施展較大的影響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 很少漢人信天主教，大多是蒙古人或邊疆民族。因此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一旦滅亡，天主教也自然隨之消滅。此外，教士過分倚賴元朝王帝的庇護和支援，對元朝的王帝，百般討好。而漢人是受元朝歧視的，自然就對這些傳教士產生了排斥感，不願意接受他們的宗教。元朝時來華的天主教教士，與元朝王室有密切的關係，與一般的大眾平民卻脫節了。
二. 傳教士沒有看到翻譯聖經和其他屬靈書籍的重要性。雖然天主教的傳教士孟高維諾也曾從事一些翻譯工作，但他只是將新約聖經翻譯成汪古族的方言，不是翻譯為中文。可能孟高維諾也受了傳統的天主教思想所影響，以為信徒讀聖經與否，不是最重要的。他認為重要的是信徒守儀式、做彌撒，這是很可惜的事。如果當時能將部份聖經翻譯為中文，那麼即使他們離開了中國，中國人至少也可以從翻譯的聖經中，領悟到真理，不至於完全消滅了。
三. 元朝的天主教傳教士，與景教的傳教士，互相對立，彼此排斥。中國人和蒙古人看天主教和景教沒有分別，都是“也裏可溫教”教徒，但他們卻互相打鬥，漢人為之搖頭嘆息，對他們的信仰也大打折扣。
景教失敗的原因
近代學者認為景教失敗或不能長遠流傳中國的原因有：一. 景教忽略了救恩的重點。景教的教士在中國傳福音時，忽略了傳講完備的福音，沒有將得救之道，清楚地教訓人。因此這些信徒生命沒有改變，信仰也沒有根基。因此當患難、逼迫一來，就站不住腳了。所以景教在中國的消聲匿跡，與景教教士培育出來的信徒素質極為有關。
二. 景教受佛、道二教思想的影響極深。在初期“阿羅本”來華時，他所翻譯的聖經和所寫的書，都包括了詳細的福音內容，但是後來的景教教士卻起了很多變化。一方面相信是因為景教教士本身的信仰與生命根基不穩固，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受到佛、道二教思想的影響。這些使景教徒的信仰混淆不清，不能保持純正的信仰。當時的景教教士，自稱為“僧”，禮拜堂稱為“寺”，在翻譯聖經時亦大量採用佛、道教的術語。印度的和尚來到中國翻譯佛經，有景教的牧師(也就是作景教碑文那個人)從旁幫助他。結果矯枉過正，被佛、道教的思想、取代了福音的資訊。
三. 景教缺乏完整的傳教策略。景教的教士來到中國後，沒有一個統一的機構支援，更沒有統一組織，猶如一盤散沙。完全沒有一個完整向中國人傳福音和栽培中國信徒的計劃。所以在景教流傳中國二百一十年內，一直沒有系統的訓練出一些中國信徒來當教會的領袖。當景教教士被迫離境時，中國的景教信徒變得群羊無首，信徒也無人牧養了。
四. 景教過份倚賴政權的蔭庇。景教教士來華後，過份倚賴朝廷政權的蔭庇，時常取悅當時的政權，沒有建立起自養、自治的教會。唐代景教，由於依賴皇室的保護，於是皇室便決定了景教的發展。換言之，景教的命運是操縱在唐朝皇室的手中。此外，好幾位景教教士來到中國，都不惜用各種方法，包括了參與政治和翻譯佛經，來博取皇室的好感和經濟上的支援。可見景教是缺乏了獨立性，一旦庇護教會的政權改變了，教會就無法繼續發展下去了。當時武宗宣言要毀滅佛寺，就不分景教、佛教，勒令：「大秦穆護三千餘人反俗」。穆護就是景教徒。這事表明皇帝的蔭庇是不可靠的。
*黎業文，中國教會歷史講義
127 如果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徒然勞苦；如果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徒然警醒。（本節在《馬索拉文本》包括細字標題）2 你們清早起來，很晚才歇息，吃勞碌得來的飯，都是徒然；因為主必使他所愛的安睡。
3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腹中的胎兒是他的賞賜。4 年輕時所生的兒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5 箭袋裝滿了箭的人是有福的，他們在城門口和仇敵說話的時候，必不至於羞愧。(Psa 1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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