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課 清朝後年及民國初年(全盛期)基督教的發展與反教浪潮
從馬禮遜來華開始，基督教在中國經歷了一百年的努力，才看見廣泛的果效。由十九世紀末,至廿世紀初的時期也是教會的全盛期，那時中國人開始對西方的文明，產生態度上的轉變，對基督教的態度亦由歧視變為好奇，福音阻礙少了，宣教工作進行更順利。由1895年至1927年，信徒的數目由三萬增至四十五萬左右，增長了十五倍，中國教會的實力很明顯地堅固起來。有關信徒增長的情況︰
1890年，信徒人數︰三萬七千多人
1910年，信徒人數︰十六萬七千多人
1920年，信徒人數︰三十六萬六千多人
1928年，信徒人數︰四十四萬六千多人
在這幾十年內，中國教會穩定的生長，福音大大興旺，得救人數不斷增添。教會中其他方面的表現，也非常積極和健康。因此由1895年至1927年，可說是教會的“全盛期”。
在全盛期中，中國信徒擔起了教會的責任，教會在質和量方面增長了。全盛期以後，信徒增長率開始緩慢，甚至停滯了。由於新文化運動的沖擊、政府的動蕩，加上戰爭，教會飽受挫折和摧殘，受到嚴重破壞。
一. 全盛期教會的特點和概況
在1895年至1927年這三十二年之間，中國的教會是一個全盛期，有以下的現象：
1.1. 教會的佈道事工是非常鼎盛和興旺，佈道聚會頻密，福音種籽撒得多且遠，所以得救的人數不斷直線上升。全盛期最著名的中國佈道家有丁立美，他在全國各地，遠至雲南地區傳福音，結果累累。教會對佈道工作不遺餘力，鼎盛的情況延續了廿至卅年。
1.2. 各地區開放。通過一些不平等條約的容許下，傳教士可到內地傳福音，而且傳遍全國各地區。東北、黑龍江、西北內蒙古和西藏，西南達貴州、雲南，傳福音的門大大開放。
1.3. 中國人開始改變對基督教的看法。傳教士在中國生活多年，周圍的人開始認識他們和他們所傳的福音。中國人對西洋的學說和科技漸感興趣，並開始有人去外國留學、追求外國的文明，傳教士也因此受歡迎了。中國因為戰敗而被迫繳付的賠款，有大部份是用在中國本土上，例如︰興建大學，中國人對基督教的看法因而轉變了。在教會興旺的同時，中國政治和社會都經歷到極大的變化。1894年至1895年爆發中日甲午之戰︰1900年，庚子之亂，八國聯軍入侵和辛酉條約；1911年孫中山 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政府，建立新的國家體系。在這卅年的動蕩中，教會也急劇的生長。
1.4. 教會經歷了「自立運動」。中國教會已經長大到自己來承擔工作和經費，人力方面，也出現不少有恩賜的中國牧師和傳道人，信徒也已成熟，能擔任教會執事等事工。全盛期中，有許多自立教會，與西方的差會完全脫離了關係，實行自養自治。
1.5. 教會與教會之間開始尋求“合一”和“合作”的途徑。教會之間彼此配搭，不在已有教會的地區，再做開荒的工作。此外，聖經的翻譯也需彼此合作才能完成。許多教會渴望，有“合一”的教會，希望能夠破除宗派的觀念，一同合併。這正是全盛期的“合作和合一”運動。
為了詳細地瞭解中國教會的“全盛期”，我們把“全盛期”再仔細分為前、中、後三期。
前期︰1895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和民國建立之前。
中期︰1911年到1919年，巴黎和會和五四運動的日子，這是教會發展的黃金時期。基於滿清政府下臺，基督教在新的國家制度下得到合法的地位，教會事工更加興旺。
後期︰1919年至1927年為止，教會面對思想的沖擊，佈道事工開始減少，但信徒人數仍在增加。
二. 全盛期的前期(1895-1911)
2.1. 科舉制度的廢除
科舉制度在中國維持了一千多年的時間，以前的知識分子，必需寒窗十年，讀經論，寫八股文章，接著上京赴考，若考中狀元，便會一舉成名。其實這種舊的教育制度不能叫中國教育事業得到提升，八股文章實際上已是非常落後的文字作風，現代人對科舉考試已無好感。這科舉制度終於在1905年9月被廢除了，這反映了時代的重要轉變。傳教士在過去幾十年含辛茹苦建立起來的學校︰小學、中學、大學已經證實它的價值，可以取代古老私塾學校的地位。科舉制度的廢除，也反映出當時有很多關心國家前途的人在不斷地“求變”，他們想改變腐敗和過時的制度，追求現代的制度，北方朝廷出現一些有志之士，提出“變法”建議，形成一場戊戍維新運動。
2.2. 這段時期的歷史事件
一. 甲午戰爭︰戰爭發生於1894至1895年，爆發原因是日本向中國要求要屬國“朝鮮”，這迫使原來向中國親善和進貢的朝鮮，轉而屈服於日本。中國在這場戰爭中慘敗，當時中國最現代化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帶來了羞辱的“馬關條約”，中國不但割地賠款，並且失去了朝鮮。自1860年的“自強運動”，到這時更是原形畢露，中國因此更迫切要求改革。可惜“戊戌維新”運動沒有成功，變法失敗後，光緒王帝被幽禁，新派人物死的死，逃的逃，一切又恢復原狀。
馬關條約日文本
二. 庚子之亂︰事件發生在1900年，當時中國爆發了一場流血的大浩劫，就是義和團之亂。義和團乃民間秘密組織，有迷信和行邪術的習慣，與白蓮會同出一源。義和團將教堂焚燒，殺害信徒。死去的傳教士上千人，中國教徒則至少有二萬多人死亡，北京陷在義和團的暴動中，外國使館被圍攻，滿清朝廷已無法控制局面。庚子之亂的結果是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殺人無數，無所不為，慘禍不亞於義和團，接著清朝簽定辛酉條約，嚴厲懲罰庚子事變中“首禍諸臣” 如輔國公載瀾、莊王載勛、大學士徐桐、吏部尚書剛毅、刑部尚書趙舒、禮部尚書啟秀、山西巡撫毓賢等人處以斬刑或流放。「臨時約法」也肯定了公民信仰自由。第五款條文： 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族種、階級、宗教之區別。第六、七款條文都有：人民有信教之自由。一場浩劫才告平定。庚子之亂帶給教會的嚴重後果是史無前例的，教會蒙受極大的痛苦和損失。可是八國聯軍的報復行動，更慘不忍睹，這絕對不是基督徒所願意看到的結局。在劫難中損失最慘重的是內地會的教會，但戴德生仍主張將中國賠償款項用在中國上，作為辦教育的經費和留學生基金。中國文人“胡適”就是用這些基金去留學的。由於庚子之亂，慈禧及老臣子們不得不進行一些變法措施，於是在1905年興起了一場立憲運動。
2.3. 全盛期前期的教會興旺情況
從1895年至1911年，教會經歷了最大的浩劫，同時也經歷了最突破性的長進，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增長。信徒增加三倍半，教堂聚會點增加四倍，中國信徒出來擔當傳道職事的也成倍增加。在這十多年內，教會經歷了空前浩劫，同時又經歷了空前的興旺。這實在是神大能的作為。讓我們贊美不息。從1901年庚子之亂後，教會進入了“黃金時期”，原因可分教會以內和教會以外兩方面來分析。
一. 教會以外的原因(環境因素)︰這時中國人開始面對現實，知道仇外和排外不是辦法，有識人士都研究西方的文明。中國人對教會的全盛期西方的學問有了轉變，這對教會的傳道工作很有幫助。當時也有許多知識分子信仰基督教，如國父孫中山就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大多數人都由仇外轉變為媚外，教案減少，環境安定，對教會事工很有幫助。此外，傳教士亦擔當了推介西方文化的工作，林樂知和李提摩太等人在這方面都有貢獻。
二. 教會內的動力︰教會探討彼此間的聯合，使教會事工更事半功倍。教會透過彼此合作，無須在同一地方做重複的工作，福音可傳得更廣、更遠。由外國來的傳福音力量有所增加，一大群差來的傳教士，靈活廣泛地把福音傳至全國各地。
基督教青年會的口號是「在我們這一代將福音傳遍天下」。
當時，在美國的“學生志願國外傳教運動”中，有大批學生到中國傳教。從1886年到1918年，美國通過此運動派往海外的傳教士共8000多名，其中2500名被派到中國，佔三分一人數。這些青年宣教士到中國以後，也在中國成立中國青年會。1885年，美國傳教士在福州的英華書院發起「學校青年會」組織。「基督教學塾幼徒」於天津成立。1890年女青年會於杭州泓道女校成立。
青年會的發展可分成兩個時期：第一發展時期(1902-1912年)。1896年，北美協會領導人穆德來華，組織和推動了青年會的發展，3月之中組織了27個青年會，並於上海成立全國性組織「基督教學塾幼徒會」。1902年成立「中韓港基督教青年會總委辦」。1906年組織了「中華基督教留日青年會」。1909年組織了「留美青年會」。1912年10月，於北京成立「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到1912年，全國有市會25處，會員1300多人，校會105處，會員3876人，外籍幹事87人，國籍幹事95人。第二發展時期(1912-1922年)。總幹事余日章提出“人格救國”。1913年，美國佈道家艾迪應青年會邀請到中國佈道。青年會開展較多社會工作，例如：推行平民教育，開辦體育健身場所，農村服務實驗場等。
到1922年，基督教青年會市會增至40處，校會增至200處，市會會員總數為53820人，校會會員總為數為24135人，分別比十年前增長四倍和五倍。華人幹事有550人，外籍幹事103人，比十年前增二倍多。
三. 民國建立時期(1911-1920)的中國教會
這時一般有學問的人士，已開始看出傳統的偶像崇拜和基督教的信仰，是如何的不相同。人們開始瞭解，偶像崇拜是帶有迷信的色彩，但基督教卻是有根有據的，其真理是令人心服，並且可以將一生委託的。雖然現在許多人已可區別出基督並不是一般迷信的宗教，但當時有這樣認識的人卻是很少。隨著知識的進步，相信會有更多同胞能認識基督教的真正內容，以致慢慢改觀對其看法。基督徒也應該對國家的進步付上貢獻，因為聖經提供了一種追求真理、進步的精神。當時有不少基督徒就加入了革命的行列，以身報國。
3.2. 教會教育事工
十九世紀開了很多教授英語和科學的學校，並成立了“中華教育協進會”，目的是要推進中國的教育。後來科舉制度廢除，中國各省各府都效法教會所辦的新式學校。而基督教學校已經向大學的程度進發，開始籌備中國最初的幾間大學。上海的“聖約翰大學”，南京的“金陵大學”等等，都是中國歷史最早的大學，這些大學均由基督教人士所創辦。
一. 教會學校的發展概況。據統計，到1915年，教會學校，小學5000所，中學師範2000多所，大學36所，傳道學校143所，工藝學校90多所，學生總數438927名。當時設立學校共有57267所，學生總數約1630000。
二. 1918年以後，教會大學的入學學生比例下降。下降原因有三：政府收回教育權運動的影響、民族主義思想和運動日益高漲、學校辦學方針趨向世俗化。
3.3. 教會的醫療衛生事工
宣教士中有很多是醫生，他們一邊傳道，一邊治病，並開辦了中國最早的醫院，例如︰廣州的“博濟醫院”，“惠愛醫院”，北京的“協和醫院”。各地醫療人員更組織了一個“中國醫學會”，以研究中西醫學、出版醫療方面的雜誌、開辦醫學院栽培人才，與及建議設立公共衛生部。
一. 興辦醫院。據1919年統計，教會醫院幾乎遍佈全國，西藏以外的所有地區。安徽省七所，浙江省十六所，直棣省二十所，福建省三十六所，海南省十二所，湖南省十六所，湖北省十八所，甘肅省二所，江西省五所，江蘇省二十三所，廣西省四所，廣東省三十所，貴州省二所，山西省八所，山東省二十二所，陝西省二所，四川省二十三所，雲南省二所，東三省(遼寧、吉林、黑龍江)二十二所，新疆省三所。
二. 衛生教育工作。成立推廣衛生教育工作的中心機構，在漢口成立中華基督教博醫會的中心機構。1915年成立全國藥學會，同年也成立公共衛生委員會。1916年組成中華公共衛生教育聯合會(1920年改名為教育協進會)。設立醫學科或醫學院，如聖約翰大學醫學校，湘稚醫學專門學校，濟南共和醫道學堂，華西協和大學醫科，夏葛醫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等等。
3.4. 教會的文字出版事業
廣學會是基督教最大的出版機構。李提摩太辭職以後，由加拿大傳教士季理斐(1862-1931年)接任督辦。季理斐在出版方針上，改變了李提摩太擴大世俗讀物的方法，專以宗教性讀物為主，並反復強調廣學會的出版宗旨是“專出基督教書籍，以為播道之用"，且反複聲明廣學會是一個“文字佈道”機構，不過問政治。但為了回應社會的急劇變化，1924年非基運動時出版了一些小冊子，如《辟基督抹殺論》、《質疑答問》、《基督教合理論》、《基督教利吾國乎》、《信仰自由》、《教會學校與文化侵略》等等，後又出版時事政治文章，如《中國的革命》、《平等的意義》、《共產之研究》等。
宣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歷史上最早的華英字典、英漢字典等，都是傳教士的著作。他們還設立了中國最早的印刷所，間接推動了中國的印刷事業，後來又創辦報紙，栽培技術人員和報業人才。
3.5. 社會服務
1895年至1911年，中國教會對社會的貢獻是很大的。當時教會站在社會進步的前線上，教會裡有許多社會的精英，他們在神的帶領下做了眾人的僕人，為人服務，教會一直耐心地，謙卑地帶動著社會向前進步。當民國建立時，基督徒在新政府的組織上，擔當了一些職務。民國初期，國會裡有六十個成員是基督徒。這些基督徒關心國家大事，在革命中貢獻自己。他們本身已有足夠的知識和裝備，現在便出來幫助國家建設。
民國的建立，把中國教會的歷史帶進一個新階段。基督徒有了真正的信仰自由，政府正式承認基督教、佛教、道教和回教等為合法的宗教，而且所有宗教平等。以前被貶低的基督徒，現在得到了保障，公民的地位亦得到確定。基督徒可以進入政府的領導階層，參與國家的決策。從各個層面去貢獻基督徒的力量。
三. 民國建立期教會佈道情況
3.1. 民國建立以前的佈道工作
教會當時面對的是一個對福音感到非常陌生的環境。由於人民對福音一知半解，難免出現對教會有不接納的情況。教會傳福音，實在是非常困難，加上教會本身的中國信徒數目不多，信仰知識和生活的見證亦不夠強，而傳福音的人才和實力都很有限。當時傳教士的佈道方式是︰
一. 用口傳福音。1856年以後，宣教士每到一地方，就跟當地人講道，派發單張，小冊子等等，有時還沿街佈道。由於傳教士和老百姓的關係並沒有建立好，所以常遭到他們的恥笑，甚至侮辱，故收效不大。
二. 建立佈道的機構和基地。設立禮拜堂、醫院、學校等等，成為一個可以立足的佈道中心，這方法確實成功地帶領了一些人歸主。醫院和學校的服務，也代表基督教對人民的貢獻，也為國家的進步帶來幫助。時間久了，基督教便在眾人的心目中逐漸樹立起好感和榜樣。
3.2. 民國初期的佈道情況
民國初期的公開佈道方式雖還是以前那兩個，但卻收到完全不同的效果。例如︰1913年時，美國著名的佈道家來中國旅行佈道，到達十四個不同城市。據統計顯示共有十三萬七千多人聽道，次年佈道家再來中國，在十二個大城市講道，聽道者有十二萬一千多人，平均每個城市都有萬人去佈道會。這個反應與全盛期以前的情況比較，真是有天壤之別。
學校方面，發生了悔改歸主的運動，一些學校，有幾十人願意相信耶穌。中國教會在1900年以後確實進入了一個鼎盛的佈道期。1900年庚子事件，是佈道鼎盛的“序幕”，這一年帶給中國人民很多的教訓和啟發。鼎盛期的佈道共維持了廿年。
“宣教工作”的開始。1918年由中國人發動的第一個宣教差會成立了，為“中華國內佈道會”。差會差派傳道人到雲南佈道，開展邊疆的佈道工作。
3.3. 佈道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因素
一. 庚子之亂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苦難和祝福。這事件使教會傷亡慘重，中國也深受苦難，帶來了刻骨銘心的教訓。在教會方面，傳教士們再也不相信信徒在糾紛中一定是對的，於是便不再參加信徒的訴訟案。他們明白到信徒的素質不夠高，因而需要注重栽培和教導。對於新加入的信徒，也謹慎得多了，信者需要先經過慕道栽培後，才能受洗歸入教會。經過庚子之亂的教訓後，教會更成熟和聖潔了。從另一個角度看來，這實在是一個祝福。
在庚子之亂的過程中，產生了許多感人的見證，使不信主的人，開始對基督教刮目相看。基督徒表現出不屈不撓的殉道精神，使親友和鄰居都大為驚奇，因而在他們心中撒下了福音的種子。這又是苦難的一個祝福。
庚子之亂也帶來其他一些祝福。例如︰教會以外的人，經過這次事件後，對基督教的態度比較開放了。庚子賠款用在中國的教育經費上，使一些人能到海外去進修學習，這個安排使不少人明白到傳教士的好意，於是對基督教的成見也逐漸減少了。
二. 中國的進步，民國的成立。十年的改建使教會聲望提高了，中國人對基督教的看法也開放了。教會的教育、醫院、文化和社會服務，在當時社會中有很顯著的影響。因此民國政府，便順理成章接納基督教為合法的宗教。1911年民國成立後，教會歷史進入新的階段，佈道的鼎盛情況也進入新的高潮。教會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和接納，可以到各處佈道。當時慕道者非常多，查經班，基督教刊物，有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革命領袖孫中山也公開講道，聽道人很多。當時，在國內巡迴佈道的中國佈道家有丁立美，余日章，饒伯森等，他們都是大有能力的佈道家。具體來說，民國成立對教會佈道工作的幫助有︰基督教被承認為合法宗教、國家的改變和進步。
感謝神!神實在愛我們，愛中國教會，愛中國同胞，神為教會預備了苦難的管教，也安排蓬勃傳福音的機會。
第九課 五四及非基運動時期的教會
一. 反教浪潮的背景
由1895年至1927年是教會發展的“黃金時期”。可惜好景不常，後遭到“反基督教人士”的猛烈攻擊。這時教會雖仍蓬勃地生長，但在實際環境中，卻是飽受考驗。這幾年正是軍閥割據的時期，教會的建設在戰火蹂躪中、損失很大。更致命的是文化界、學術界的逆流，興起一股反教的勢力。在五四運動時期，中國知識份子的國家主義高漲。當時如何興國的意識壓倒五四運動的啟蒙意識，思想從文化革命走到政治革命。特別是民族(/國家)主義高漲，而反帝國主義就是等於愛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越來越政治化，他們要求政府有激烈的行動，許多國家與外國的關係問題都被兩極化。結果是把外來的基督教當著是帝國主義或文化侵略。否定了基督教的救國意義？
當時社會中無神論思想流播，人民提出許多宗教問題，1917年，蔡元培出版《以美育代宗教》。1920年，少年中國學會出版「人是否宗教的動物」、「新舊宗教是否還有存在的價值」、「新中國是否還要宗教」。那時，藉著歐美正在大力提倡科學研究的時候，中國社會中的知識份子高舉科學主義(Scientism)，要求採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與價值觀來重新組織他們對社會人生的態度，因而排斥一切違反自然和理性的神話傳說。從1917–1921年之間，各大學和知識份子的組織正處在一個高舉科學主義的時期，有少年中國學會的成立，口號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
雖然教會的佈道事工受到影響，不過感謝神，教會仍在增長。外來的壓力並沒有削減教會的潛質，這是教會全盛期的後期。教會可說是在“逆流”和“風暴”中繼續增長。
二. 戰禍
從1920至1930年之間，中國正處在一個戰禍連連的情況中。中華基督教會年鑒有這樣的記載︰軍隊、黨部，政治部都佔領了教會、學校及醫院房屋。當軍隊走後，各種來歷不明的活動便應運發生，他們興風作浪，對教會進行破壞搗亂，從中取利、搶奪，洩忿為快。當時教會所遭受的打擊，實在很難估計。民國初期大總統袁世凱的北洋軍隊散佈全國各地，在他死後形成了許多軍系，這些軍系彼此角逐，爭取中央政府的控制權，並且謀求自己最高的利益。軍閥割據所造成的戰禍，苦了老百姓和教會，這時期佈道工作也大受阻礙。到1926年，南面的民國革命軍大舉北伐，掃除軍閥割據的局面，1928年終把軍閥割據的情況平息下來。但教會遭受惡意的搗亂和破壞的情況，卻仍未平息。
其中一次特別驚動的事件，使教會受到致命的傷痛，那就是1927年3月發生的“南京事件”。北伐成功後，國民軍進駐南京並定都於此，教會的信徒都一團高興，以為和平的日子終於來臨了。豈知軍隊來到後，對教會大加摧殘，並將傳教士殺死，這件事驚動了全世界，宣教士紛紛回國，教會福音工作大受損失。
1919年至1927年，在學生和執政人中間，出現了一些對教會非常“敵視”的人。他們掀起各種反基督教的運動，其中由學生發動的“反宗教識案”和“非基督教同盟宣言”是運動的高潮。本來這是“世界基督徒學生同盟”在中國開第十一屆大會的時間，可是北京學生卻聯合各地學生對基督教進行言論攻擊，其中有兩篇宣言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非宗教同盟宣言”，和“非基督教同盟宣言”。教會中也有人出來辯駁，“真理雜誌”的張亦鏡先生，就是一位筆戰高手。當時出現了一篇具有代表性的聯合宣言--“對於非宗教運動宣言”，是由基督教人士發表的，內容非常豐富和客觀。
當時學術界人士，如周作人、梁啟超等等，都發表了評論，他們不是基督徒，乃站在中立的位置去評核雙方的言論和態度，得出的結論是“非基督徒同盟”實在迫人過甚，缺乏知識，盲目胡說。
1922年，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於4月4日 借用北京清華大學召開十一屆年會。一些反對基督教的知識份子藉著這機會在當年3月9日在上海成立「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在3月11日 在北京成立「非宗教大同盟」，5月再成立「非基督教同盟會」。
「非基督教同盟會」是一個自發的民間組織，共產黨員也有參與其中。因為它缺乏組織力，也缺乏特定目標，後來基於強烈的反抗侵略情緒，內容開始政治化。
1924年1月，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聯繫俄國，容許共產黨參與扶助工農為口號，開始第一次國共合作。反帝國主義成為當時國共兩黨的共同訴求。在1924年8月24日 ，上海重組「非基同盟」，由共黨唐公憲任主席，國民黨元老吳稚暉起草兜則。8月25日 ，南京、長沙、廣州、蘇州、九江、紹興、寧波等起來支援。更定12月22–27日為「非基督教週」。
3.2. 非基運動對基督教的指控
非基督運動不只是專專針對基督教，也針對一般的宗教提出指控。
一. 宗教是迷信、反科學、反理性、反知識的。
二. 宗教只顧來生，逃避現實，削弱人改變現實的能力。
三. 宗教具有高度的排他性，束縛人們的思想，阻礙人接受新知，積極進取。
四. 宗教是過時的產物，在現代社會無存在的功能。
可見這些指控都是一些瞭解宗教而受歐美科學主義影響的人常作出的指控。
3.3. 對基督教的指控。
一. 從基督教的來源看，是騎在帝國主義的槍炮上進入中國的，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
二. 從基督教在中國的存在來看，認為是仗著不平等條約的保護的宗教。也認為差會大辦福利事業，如學校，醫院等，吸引廣大群眾，是收買人心，使國人有上帝思想，削弱了國家精神。
三. 基督教的排他性特別厲害，妨礙國人的團結。
四. 教會對非基運動的回應與本色化運動
教會當時面對這一連串的攻擊，他們做了什麼來回應呢？這可從三方面來看︰
一.
教會對反教的原因作出了即時的反應。思想基督教的本質、中心資訊是甚麼？基督教對時下中國的社會能有什麼貢獻？如何向中國人表達基督教？在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上，基督徒當如何表明自己的立場？當時廣學會、青年協會、燕京神學院、金陵神學院、生命月刊和真光雜誌，都刊登了衛道性的文章，來答辯非基督教運動的抨擊。
二.
教會對引起別人誤解和不滿的地方，作出了深刻的反省。其中包括教會必須“自立”，這使中國教會開始變得更“本地化”或“本色化”。經過“非基督教運動”的刺激，“自立運動”和“本地化運動”，進行得更快和更澈底。在教會的合一方面，1927年，有19個宗派聯合成立中華基督教會。1922年，成立顧問及聯絡性的機構--「基督教協進會」，抗戰前，共有16個宗派加入，有30萬信徒，約佔全國信徒人數61%。在教會自立方面。1917年，山東張靈生和張巴拿巴創立「真耶穌教會」，到抗戰勝後，共有1000多處教會和祈禱所，信徒約80000人。1928年，倪柝聲在上每創辦「基督徒聚會處」，到1949年已有700間教會，擘餅信徒超過70000人。1928年，山東敬奠瀛創立「耶穌家庭」，到1949年已在東北、山東、河北、陝西、甘肅、湖北、安徽、江蘇、上海、南京、蕪湖、漢口等地，設立小家庭(因耶穌家庭不用文字記錄，故總人數不清楚)。王明道在北京建立「基督徒會堂」。
在本色化的探索方面。一些基督教的學者積極的思考本色化的含義，在禮儀上和神學上如何應著中國的處境本色化。當然，非基督徒學者也積極的在思考中國和西方文化的關係。 陳獨秀、胡適等強調“往西跑”，梁漱溟主張“往東跑”，梁 君超、蔡元培等採取“文化融合”。在神學的本色化方面，吳雷川作了許多中國古典文化與基督教教義的比較，王治心贊成文化融合，韋作民、趙紫宸、謝頌羔等主張基督教成全中國傳統文化，王明道卻提出基督教與由中國文化的二元觀，張亦鏡強調基督教審判文化。學者們各抒己見，為當時的學術界和神學界增添不少討論。
三.
中國教會在風暴之下繼續傳揚福音，使得救的人數增加。在全盛期後期所興起的福音活動有北京的證道團、真光雜誌和生命月刊，這都是很有效的佈道工作。總括來說，教會整體的增長，還是很蓬勃，因為教會已經走上成熟的道路，外來的壓力，是絕不能把她扼殺的。
五. 教會在反教浪潮中的興盛
雖然在這段反教浪潮中，教會在社會上受到許多攻擊，但是神在另一方面興起了許多福音興奮的工作，現介紹其中三位--佈道家宋尚節、奮興家倪柝聲及神學家和解經家賈玉銘。
佈道家宋尚節是中國教會歷史上首屈一指的，他講道的獨特風格、帶來顯著的效果。1940年，他帶領了無數人悔改信主，是一位毫無保留，完全奉獻的傳道人。
一. 宋尚節生於1901年，在福建省興化府的蒲田縣出生，父親宋學建是中國第一代基督徒，他是一位牧師。他有十一個兄弟姊妹，排行第六。當時興化一帶教會大復興，有二、三千人信主，因此他父親的工作十分繁忙，十三、四歲的宋尚節已開始代父講道，當時有“小牧師”之稱。十八歲那年，他去了美國念化學，並且考獲第一名。但他後來放棄了深造和留美工作的機會，去了協和神學院攻讀神學。那時他才真正重生得救，心裡很歡喜快樂。不久他乘船回國，當船抵達中國海岸時，他把獎狀、博士證書等全部拋下海去，表明他輕看世界名利，立志作個傳福音的使者。
二. 宋尚節對中國教會的貢獻和影響是好大的。開始時，他在家鄉一帶佈道，三年後往全國各地佈道。1935年，開始到南洋一帶佈道，他所到之處，教會復興、罪人悔改。他講道有兩個特點︰在內容方面，特別重視“罪”的問題；在形式方面，他習慣在講台上演戲。
三. 對宋尚節生平事跡的評價，我們要說在中國佈道家中，他是具有代表性的傑出人物，風格和能力都是獨特百出眾的，為中國傳道人樹立榜樣，並且探索出一條道路。其著作包括有《查經集》、《我的見證》，《工作的回顧》等。宋尚節的脾氣很大和任性，很難與人相處。他於1943年患肺癌去世。
倪柝聲為基督徒聚會所的創辦人，是組織“本地化教會”的能手，也是名揚中外的奮興家和基督教書籍著作者。
一. 倪柝聲的生平。他是中國第三代的基督徒。十七歲前愛國、排外、攻擊基督教。1920年家鄉福州教會復興，他母親靈命復興，向兒子認錯，因而感動了他去教會聽道。不久他受聖靈感動，重生得救。在婚姻上，他有一位青梅竹馬的女朋友，名“張品蕙”。因為她不考慮信耶穌，而倪柝聲對信仰是十分認真，認為「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軛」，經過一番掙扎後而決定分手。數年後他們在上海重逢，張品蕙已接受主且已受洗，不久他們正式以基督教的儀式結婚。倪氏可以說是受神磨煉而成為傳道的人。他從少才資超人，但沒有靈命和順服的心。在神學院學習時，因為他的生活態度不符合院方要求而被開除。當時他受到很大挫折，後來才知自己有許多方面需要改正，於是勤讀聖經，從新求學。
二. 可以把倪拆聲卅年的工作分成四個階段︰(1)青年階段(1920至1924年)，與年輕佈道家，主要在福州佈道。(2)獨立工作(1924至1934年)，獨自往各地傳道，設立基督徒聚會所。(3)蓬勃時期(1934至1942年)，為他事業的顛峰階段，他到各處講道，甚至遠渡海外，靈命復興、工作很有果效。基督徒聚會所蓬勃發展，遍滿全國，共有卅多間。(4)他曾經離開教會從商，但後來又再投入事奉。
倪柝聲一生最大貢獻是文字和建立教會的工作，這些工作對中國教會成長和塑造有很大影響。解放後，倪氏受到許多逼迫，他於1972年逝世。
賈玉銘生於1880年，1964年逝世，享年84歲，在中國教會事奉共六十年。在神學解經和中國教會的牧養訓練工作上，是個忠心耿耿的神的僕人。他寫過一套以“系統神學”為主的“神道學”書籍，榮獲博士學位。此外，其他著作有“完全救法”，“靈修日課”，“聖經要義”等等，他是中國解經書籍的著作者。
他也曾從事牧養教會工作和在多間神學院裡服務、訓練傳道人。他任傳道人十二年，神學院工作21年。57歲時在上海開辦“靈修學院”，造就了很多傳道人。
他個性穩重、溫和、敦厚，凡事不與人衝突。他在靈性操練方面，有三個特點︰(1)生活簡樸、(2)重視禱告、(3)強調信心生活。可惜晚年過份看重靈修院的工作。
宋尚節、倪柝聲、賈玉銘，雖然各自都有缺點，但神卻用他們來完成神的心意，使中國教會復興，得救人數增加。
在這段時間，值得我們一提的事是中文聖經的翻譯工作。現在我們所用的和合本聖經，在未誕生前，曾經有好多人為此而努力。中文聖經翻譯的過程是令人敬佩的，倘若聖經沒有被翻譯為中文，中國信徒便得不著神的話語，結果都會因靈命乾渴而死了。
關於中文聖經翻譯的過程，我們分兩部份來介紹。
6.1. 景教和天主教的中文聖經略述
古代景教徒所使用的聖經將四福音書的“馬太”譯為“明泰”，“路加”為“盧伽”，“約翰”為“瑜罕難”，“天上區仙”是天使的翻譯。景教來華時翻譯過二十五部之多，但因為當時印刷術不流行，日子久了，便失傳了，這是非常可惜。景教翻譯的聖經，是從道教和佛教等其他宗教經典中找出合適的詞彙，然後應用在聖經上，這樣會很容易失去原來信仰的原意，是很嚴重的錯誤。讀經是要把經文原來的意思找出來，而不是把自己已有的想法放進去，以此當作解釋。我們必須謙卑 ，完全挪開自己主觀的想法，專心一志把聖經的原意找出，這樣解經才是對我們有益的。
天主教在十三世紀傳入中國後，很快就把舊約詩篇和新約全書，譯為蒙古語。因為當時是元朝，是蒙古人的天下，但這些譯本亦早已失傳了。以後的耶穌會教士並沒有從事聖經翻譯工作，直到十七世紀又出現了一本“巴設譯本”的中文聖經，當中包括了四福音書和保羅書信，這譯本的原稿一直收藏於大英博物館內。基督教的馬禮遜所參考的是那個譯本的抄本，現存放於香港大學的圖書館內，這“巴設譯本”是現存最古老的中文聖經。
十八世紀天主教的耶穌會又翻譯聖經，有關詳情，簡述如下︰耶穌會的教士翻譯聖經的用詞和基督教的不同，尤其在名字方面，例如︰“約翰”稱為“聖若望”；“保羅”譯為“聖保祿”等等。舊約的“出埃及記”、天主教譯為“出穀記”；“民數記”譯為“戶借記”。但無論如何，聖經只有一本，原文只有一本，神的啟示亦只有一個。只是人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環境下，出現了不同的翻譯罷了。1946年至1961年間是完成一本“思高聖經學會”的譯本，是最近代的譯本，思高譯本是歷代以來天主教中文聖經中的最佳譯本。
6.2. 基督教的聖經翻譯
基督教鼓勵信徒研讀聖經、相信人可以通過聖經來認識神的旨意，因而認識到基督徒應有的生活。因此基督教傳教士一到中國，便從事翻譯聖經的工作。在中國教會歷史上，有三次最重要的中文聖經翻譯工作。第一是1819年馬禮遜的譯本。第二是1853年由各差會派代表合作翻譯的“代表譯本”。第三是1919年完成的“和合譯本”翻譯，也就是今天在中國信徒中間通行的這部和合本聖經了。由於各時代人們應用的語言不同，馬禮遜翻譯的是文言聖經，以後的譯本還分“深文言”和“淺文言”聖經，現在用的“和合本”聖經則是“白話”的。“和合本”的確為中國人的福音工作立下了許多功勞。它的地位一直維持至21世紀。雖然在20世紀的七十年代中國人教會之間出現了「新譯本」、「當代譯本」、「聯合譯本」，按原文直譯的「呂振中譯本」，皆無法取代和合本的地位。
翻譯聖經實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1807年馬禮遜到達中國就開始從事翻譯聖經工作，用了十二年才全部完成，1819年正式結束全部翻譯工作。舊約部份還是與米憐 博士合作完成，到了1823年才正式出版。
1853年的委員譯本由於翻譯時人多，意見紛紛，使問題不容易解決，例如︰稱“神”還是“上帝”、“受洗”還是“受浸”。當時翻譯者態度非常認真，往往因一個字，引經據典來爭辯，使工作加倍困難。傳教士“婁理華”翻譯工作還沒完成，二十八歲就被海盜打傷拋下海殉道了，使翻譯工作受到影響。委員譯本在1843年開始工作，直到1853年才正式出版。
十九世紀中，傳教士醒覺到用白話文來翻譯聖經，才能使廣大群眾看得懂。當時不少傳教士自行翻譯，因而造成互相不一致的現象。1890年召開全國大會時，才正式決議翻譯全國性的標準聖經。翻譯工作由1890年開始，直到1919年才告完成，足足用了廿七年時間。事實上，今天我們手上這本聖經，是來得極不容易。它匯合了無數人才，用了廿七年的心血才完成。所以每當我們打開聖經時，讓我們能夠用堅毅的精神、來追求神的話語，明白神的心意。
一. 背景和概況
由1927年至1949年之間，中國教會，也是中國人，經歷漫長的抗戰和內戰時期。在這二十多年中，全國教會許多工作被迫停止下來，信徒增長率緩慢。1927年，教會信徒有四十餘萬人，但以後增長開始緩慢，並且遭到重重的攔阻，戰禍連年，全國人民既深受苦難，教會也必然受苦，至1947年，預算中國的信徒只有一百七十萬人(也有統計說是八十三萬人)。有時候，教會所處的環境和教會事工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聖經教導我們說︰「要禱告、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的度日」。我們必須時時為國家禱告。
1927年是北伐時期，國民革命軍掃除軍閥割據的局面。1927年3月“南京事件”，一次意外的“教難”，使西方傳教士慌亂撤退，整個中國教會面對一個新形勢，就是必須自立自傳。這時中國的傳道人和佈道家興起，代替了外國傳教士，這是中國教會進入更獨立階段的適應期。
1949年是大陸解放的一年，因民黨退到台灣，共產黨接管大陸。這個轉變給教會帶來更巨大的影響。
由1927年至1949年間，中國經歷了八年抗戰，這二十多年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 日本抗亂時期(1929至1937年)︰這是中日戰爭爆發前的十年，情況比較安定，國民政府定都在南京，開始“訓政”統治，社會比較安定。這段時期教會還可以佈道，當時的佈道家也不少。可是國家表面的穩定卻包不住內裏的“危機”。這時日本已經不斷在中國的東北部挑哮，製造藉口來吞吃中國。日本在1931，1932，1933年都有侵略中國的舉動，教會在日本侵華時損失慘重，教堂被燒毀，被日本軍隊佔領。
二. 中日全面戰爭時期(1937年至1945年)︰中日全面戰爭，中國抗戰了八年，是教會的停滯期。這時期民黨和共產黨再度合作，共同抗敵。淪陷時的中國人民，慘受折磨，淪陷區的教會，受到敵人的注意和監視。教會的學校、醫院大遭破壞，很多學生和工作人員被迫逃亡。當時中國政府被迫退到大後方，教會的文字和佈道工作都停止了。
三. 內戰時期(1945年至1949年)︰抗日戰爭勝利了，中國教會可重新建設，收拾殘局。這時教會信徒和會堂數目均有增加，教會學校學生人數也有增長。佈道會和奮興會也紛紛舉行。可是，國內不久又發生內戰，通貨膨脹，國家經濟面臨崩潰，人心惶惶，很快國家便被共產黨所領導了。
總言而之，1927年至1949年，是大變動的時期，中國經歷內憂和外患，不是對外戰爭，就是自己內戰，實在沒有太平日子。在這樣的背景下，教會也不可能平安無事的度日。
二. 教會的概況
一. 福音工作︰教會在中日戰爭之前和後，都是不遺餘力地傳福音。在1934年，教會推動一次“五年計劃”，目的是復興教會和復興信徒，這段時期教會也確實有進步，佈道也有收獲。
二. 教會的組織︰(1) 本地化教會的組織，發展得極其興旺。其中有基督徒聚會所和耶穌家庭。這種教會組織，不需倚靠一定的建築建，所以能夠適應戰爭的情況。(2) 西方傳教士的撤退，使中國教會更加自立。雖然中國教會面臨一段停滯時期，但是在“自立自養自傳”方面，卻是大大進步了。
三. 教會的社會服務︰當時教會注重鄉村的建設，中日戰爭時期，淪陷區出現了許多醫療工作方面的需要，有些傳教士留下來工作。而有許多青年基督徒下鄉，建立鄉間教會。
四. 政治的適應︰教會對政治環境的敏銳和參與。國民黨統治中國時，就有人想取締宣教的自由，期望藉此打擊基督徒。日本侵略中國時，以政治手段來攏絡教會。但感謝神!信徒卻能應付種種壓力。
總而言之，當時教會所面對的挑戰，是局勢的變動和越來越複雜的環境。但是作為主的兒女，我們無論在任何處境中，都有聖靈的帶領，心裡滿有平安，即使面對困境，仍舊往向前。
三. 中國教會與政治壓力
在1927至1937年這十年中，國民革命軍曾努力地建設國家。他們致力於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及對工業和農業作出改進。為了使國家安定，於是通過一套“訓政時期的約法”，在1928年定都南京後，制定了國家法律的綱要，並於十月通過，成為建國的訓政綱要和訓政時期的約法。
訓政時期的教會與政治壓力
當國家的政策對教會的活動和工作加以限制，甚至加以逼迫時，我們作為基督徒的都會感到痛苦、難受。但往往在這種環境下，我們更能體驗神的奇妙。
訓政時期的政治壓力可分為三個層面來看。
一.
北伐成功以前的反教壓力。在國民革命軍控制大局前，已經發生了兩次反基督教事件——1922年的非基督教運動和1925年的收回教育主權議案。“收回教育主權議案”是因為教會在中國辦了一些學校，這些學校是現代教育的先驅，使中國知識分子能夠與西方學術有所接觸，有開放和創新的思想。可是一些“學會了西方學說”的人，竟然倒轉方向，在1920年大舉逼迫教會的教育事業。
二. 教育政策的反教壓力。1924年在全國省教育會召開第十屆聯會時，有人提出要取締外國人在國內辦理教育事業，並且禁止在學校宣傳宗教，及在學校教聖經和舉行宗教儀式。教會學校如果接受這些條文的話，就等於完全失卻了教會學校的特色了。事實上，在“全國省教交議案”會議上提出的四點理由和十一項規定中，有一些重要部份，是教會難以接納的。於是教會方面便發表了一份中華基督教會教育宣言，來澄清各界人士對基督教學校的誤會。宣言的要點是︰基督教學校與愛國教育沒有衝突，學校教授宗教，與教育旨趣沒有相違，對社會建設更是有益的。1928年，國民政府控制全國，實施新例，正式收回教育主權。教會學校必須向政府註冊，許多擔負教育任務的傳教士便撤退離開了中國。
三.
訓政時期約法的反教壓力。1931年，在國民政府通過“訓政時期的約法”時，又掀起了一股對宗教施加壓力的小風潮。在“約法”的全文中，第二章第十一條說︰“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開會時有人提出要修改。因為宗教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用來麻醉青年，應該加以限制。一時人們紛紛盲從附和，可幸有一位人士，用“人民信仰自由”為題，寫了洋洋千言的文章，提交國會再度審查。終於決策人被提醒，維持原案。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張之江，他是一位基督徒，但辯護的文章，態度卻十分客觀。他所持理由︰(1) 信仰宗教的自由“不能限制”，原因是信仰是不能強逼的。法令的威信，只能限制外表的態度，人在心裡去相信，是無法控制的。這是執行不通的。(2) 宗教信仰自由“不宜限制”，中國的宗教很多，有基督教、回教和道教等等，蒙古、新疆的少數民族是信奉回教。如果把宗教禁止和限制的話，這些民族必由於宗教習慣的不同而與內地漢族發生衝突，那就很不適宜了。同樣，在基督徒中有不少對國家是很有貢獻的，如果因信仰的緣故而歧視他們，更是不適宜。因此取消宗教信仰自由，是一個狹窄而不高明的政策，只會造成彼此的猜忌和不和，不會對國家有利。(3) 信仰宗教的自由“不必限制”。宗教信仰的目的是勸人為善，使人精神上充實。另外也使人的良知更敏銳，補助法律之不足，所以是適宜提倡，而不必限制。在外國的歷史中，可以看到，每逢政治干涉教信仰，一定造成流血的慘劇。因此現代化的國家，在法律中多規定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其實“宗教是帝國主義的工具”的說法是不夠客觀的。宗教以博愛、自由、平等為主旨，與帝國主義的強暴、霸道、適得其反、絕不能混為一談
四. 五年運動與佈道工作
當時教會的領袖面對教會的難處，便聚在一起來懇切祈禱，商量應付的方法。當時的聯合教會機構是“中華全國基督協進會”，它是在1922年成立，到1929年這機構已能代表全國二十萬以上的信徒，可說是中國教會最大和最有代表性的聯合機構。協進會首先在廣州、上海、瀋陽、北京和武昌分別召開教會領袖的退修會，討論教會當前的形勢。經過禱告，一致同意推行“五年奮進佈道運動”，這個運動的目的是改變教會的弱勢，使信徒靈命進步，信徒人數在五年內增長一倍，這運動簡稱“五年運動”。
時間為1929年5月12日 ，第七屆全國性的年會，首先在杭州舉行，把從退修會中產生出來的建議，提交出來，慎重考慮和研究，經過全體代表通過，才正式推行。另外又在宗教的刊物中，特別在「中華歸主」月刊中，為五年運動作介紹、宣傳和鼓勵。使信徒一致行動，復興教會。此外，在“五年運動”前調查各地教會會友的實際數目，以確定中國教會的實際情況。五年運動的工作人員，必須從各地教會選拔出，然後組織起來，互相配搭。籌備的工作有四方面︰宣傳、調查、選拔工作人員和讓各地教會策劃推行的細則。
要將這些工作推行到全國，肯定是有困難。其中有兩方面的困難是比較特殊︰
一. 信徒人數調查的困難，各教會都沒有準確的會友數目。有些信徒搬遷了，有些去了另一間教會聚會，名字可能會重複，而有些則可能在戰亂中死亡了，或自然死亡了，因此實在沒有詳細統計的數字。
二. 少數教會領袖抨擊“五年運動”傳統的傳道人，不主張籌辦大型的活動，對於調查工作和目標的擬定，更認為不屬靈。
內容包括六樣工作大綱，這六樣都是各教會的實際需要，但次序先後可以不同。
一. 佈道事工的擴展︰福音的傳播是整個五年計劃的重點。一個正確的、健康的教會都會重視傳福音的工作。如果只著重運動，不傳福音，就不是正確的路線了。五年運動主張用多樣化的方法去傳福音，其中包括個人佈道、佈道團、巡迴佈道等，當時著名的有“伯特利環遊佈道團”、“鄉村佈道團”等。城市教會也把握節日的機會，舉行佈道會，使得救的人數增加。此外，還有電台佈道、演講佈道等。
二. 改進宗教教育︰鼓勵教會辦主日學，以聖經知識來教導信徒和兒童。信主的人數增加是不夠，更要教導信徒在靈命上進深，故必須有聖經的教育。“五年運動”選派了十二個委員，組織一個宗教教育委員會，專職探討教會在教育方面的設施和改進。
三. 基督化家庭的提倡︰基督化家庭是栽培信徒靈性的重要地方，要把基督的教訓實行在家庭中，帶領子女學習聖經是很重要的。教會開始舉辦與家庭生活有關的活動，例如︰子女教育、家庭衛生講座，或娛樂等。以此幫助信徒在家庭中實行基督的教訓。
四. 識字運動︰當時中國有百分之八十五是文盲。因文盲者不能自己讀聖經，故在知識方面比較落後，要正確深入的去理解神的話語也比較困難。因此他們召開全國性的“識字運動研究會”參加的有十一個省的九十幾個代表，一同商討推動識字運動的種種問題。
五. 受託主義︰指信徒把一切都奉獻給神，以致今生所有一切都屬於神，這是基督徒應有的態度，也是靈命進深的人生觀。信徒把金錢、時間、家庭、嬰兒等等都奉獻給神。中國的教會因而更能自立、自養，教會的信徒也更加成熟。
六. 青年事業的倡導︰主要是教育青年信徒。事實上，教會是青年人“靈性的家庭”，而青年人乃是教會的生力軍，彼此關係密切。教會把年青人的需要放在重要的位置，五年運動對青年人提出了四方面的培養︰(1)青年佈道(2)青年修養(3)青年事業(4)學生事業。
五年運動的口號是︰“求主奮興你的教會，先奮興我!”這也是五年運動中教會的禱告。在1935年的5月，五年運動順利結束。結果教會復興，信徒得到培養和造就，信主的人數也大大增加，五年運動成為中國教會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五. 抗日時期的教會
5.1. 日本侵略中國時，日本人對教會的態度
日本人對中國的野心一直很大，對於日本侵略中國的行為，教會是堅決反對的。1931年九‧一八事件發生後，教會聯合抗議，並且把九月廿七日 定為“國難祈禱日”。此外，還通過佈道家，“艾迪”的聯絡，致電給各國政府和新聞機構“揭露事實，要求主持公道。1933年3月4日 又致電“世界基督教協會”為日本侵略東三省的事主持公義。這一切行動和輿論對日本非常不利，因此日本對中國教會並沒有好感。加上教會中有很多知識分子，很有發揮言論的作用和組織反抗的力量，所以戰爭期間，日本對教會一方面加以逼迫和殘殺；另一方面也利用和控制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非常警覺、不肯放過。
5.2. 淪陷時期(1937-1945年)教會的遭遇
這可從三方面來看︰
一. 教會與中國同受苦難，同樣被轟炸，殘殺，沒有區別。
二. 教會的醫院和學校，很快便被日本軍兵佔領和使用了。
三. 日本為了監視和控制教會，為教會設立了“教團”。“教團”是日本用來監視利用和控制中國教會的組織，“教團”的總幹事是“石川四郎”。他在上海、山東、漢口、南京、北京、甦州，招募教會參加教團，不參加的一律解散。有些教會為了維持工作和聚會就參加了“教團”。
四. 中國人對教會的態度。這時大敵當前，國民黨和共產黨再度合作，進入“共赴國難”的時期。對基督教的態度都改善了，大家對基督教的醫療工作大加贊賞。許多傳教士也留下來為中國人民抗日而服務，當中在戰爭中犧牲的也不少。但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發動後，西方教士成為日本人捉拿對象，當時有二千人抓入集中營，其他被迫離開中國。總而言之，由於教會和傳教士在戰爭中的犧牲和服務。所以這時期的國家政府和國內人士，都對基督教相當尊敬。
5.3. 教會在抗日戰爭中所起的作用及教會的事工
一. 參加世界性的教會會議︰其實基督教會自從建立以來，一直與世界各地的基督教會都有聯系。在抗日時期所舉行的世界性重要會議，中國都有派代表參加。例如︰1937年7月的“牛津會議”，同年八月在愛丁堡的“信禮大會”，十二月在馬德拉斯舉行的“世界宣教大會”中國都有代表參加，並且都是由中國信徒來作代表。
二. 抗日戰爭時期，佈道和教育事工仍繼續維持。當時首都已遷往重慶，教會的重要事工也同樣遷移，例如︰賈玉銘的靈修學院，從南京搬到四川。其他教會的中學、大學、孤兒院都由淪陷區搬到大後方，以便維持教會的慈善、佈道和教育工作。教會當時成了受難人民的避難處，在戰火的危險中，神還是為中國打開了福音的門。
三. 教會在戰爭時為國家提供了救援和醫療的服務，後方的教會由於沒有日本政府的破壞，所以更加活潑和有生氣。教會除維持原來的工作外，更增加了救援工作，救濟難民和救護傷兵。此外，又收容難民，服務傷兵，發揮愛心和互助的精神。
四. 鄉村的建設，中國是一個以農為本的國家，農村人口佔了全國的大多數。事實上，農村有很多實際的需要，不能單單傳福音。因此在1928年後，教會開始對農村全面的關懷，招募和訓練鄉村教會的信徒，希望在鄉村教會中樹立基督教的服務中心。其實早在1930年，教會已發動知識分子到鄉村服務，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時才正式成功，這可說是時勢造成的結果。
五. 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基督徒學生運動是世界性的運動，其中包括大學生歸信耶穌，和大學生獻身傳道等等。在中日戰爭時期，中國教會的學生運動開始邁向成熟，這與學生積極參加救濟工作和下鄉服務有關。在戰禍之中，他們確實成長了，患難和挑戰，使人趨向成熟。
六. 戰後重建的教會
1945年，抗日戰爭取得了勝利，以後四、五年的時間，教會與國家一同經歷了一些重要的變動。1945年至1949年，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
6.1. 戰後背景
抗戰勝利了，但國家並沒有真正的太平。國家的當權人，爭權奪利，形成一片內戰的局面，民不聊生。政府官員，貪汙腐敗，社會生活動蕩不安，沒有保障。國家經濟亦面臨崩潰，國家前途，好像黑暗一片。抗戰勝利的光榮過去，和平快樂的景象卻幻滅，外患方息，內戰又起。人民其實都對戰爭厭倦了，黨軍卻仍好戰。總括來說，當時的危機可歸納為四大方面。
一. 內戰危機︰國、共兩黨，一邊在和平談判；一邊又武裝衝突。人民對此厭惡極了，但國、共兩黨始終在政治上不能取得一致。
二. 通貨膨脹的經濟危機︰戰爭一旦爆發，便不免徵收兵糧，老百姓負擔自然加重，苦不堪言。而政府當局又因戰事牽連，無法顧及國家的生產建設。經濟面臨崩潰，以致通貨膨脹無法控制。
三. 人民的失望︰反饑餓和反內戰的“示威”興起，學生集體活動，掀起好幾次示威和暴亂的場面。國民政府以高壓手段鎮壓學生，漠視了人民的權利和自由，使人民更加不滿。
四. 政府失去民心︰當時人民對政府完全失去了信心，人民與政府既不能一心，行動便不能一致，國家就更加混亂了。
6.2. 教會重建
雖然局勢不安，國家混亂，但教會在這四、五年內還是得到重建，有一番蓬勃的發展。當時教會的佈道會和奮興會紛紛舉行，得救人數再度增加。戰後的教會在1946年推行一次“三年計劃”，希望三年後教會不但可重建，並且能有所發展。
“三年奮進運動”的時間由1946年冬至1949年冬。“三年運動”的目標是︰(一) 增加熱心信徒的人數。(二) 加強教會的力量，使教會富有生命和能力。(三) 再度促使教會合一與合作。(四) 提高社區和國家的精神生活。這四個目標是很基本和合乎聖經，而且相當全面。不但注重佈道和栽培，也注意對國家和社區的影響；不但注重個別教會的成長，也注重教會與教會之間的合作。
這次奮進運動，雖然只有短短三年，但卻非常有效。1949年，信徒人數已是八十三萬五千人，增長了百分之五十六(有統計說當時中國信徒人數有一百七十萬人)。這是很大的成功。要不是教會有這幾年的增長和進步，相信教會面對以後的風波，就更難站立得穩了。在這三年中，堂會從五千八百間，增加到六千五百多間，共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七。這三年教會事工發展非常蓬勃，教會的精神很積極，信徒的表現很努力，也深受同胞們的歡迎。
6.4. 教會在三年奮進運動中的困難
由於通貨膨脹，使許多事工因經濟問題而在發展中受到挫折。鄉村服務和文字工作方面最受經濟環境的打擊，物價上漲，印刷出版方面亦大受限止，戰後這幾年，基督教的新書出版量是比較少。
當時留在中國的外國傳教士已經不多了，中日戰爭初期留在中國的傳教士，有三分之一被捉進集中營；三分之一被迫回國，剩下的只有千餘人。有關當時西方傳教士的情況︰(1) 大批從西方國家回到中國來。(2) 重視移交的工夫，外國傳教士自己退到輔助的地位。(3) 更加改善和中國人士的關係。(4) 傳教士知道留在中國的日子已經不多，1949年後，在新制度
在動蕩的局勢下，信徒認為教會是“時代的先知”，必須伸張正義，作社會的明燈。許多基督徒發表了他們對時局的主張和宣言，呼籲同胞停止內戰；停止彼此殘殺；停止以武力和暴力來謀求統一等等。這時的教會已經覺醒到，教會是有社會責任的。
第十一課 四九年以後的劇變和七九年以後的恢復重整
一. 中國大陸基督教會簡史
第二次世界中戰在1945年停止，結束了日本侵佔中國的八年時期。教會的復原工作，首先可見到西方各基督教國家，又透過昔日的海外宣教團體(Missionary Society)，差派大批的宣教士來華。其次，在對日戰爭中被拘留於中國大陸各集中營的老傳教士，於出獄重獲自由後，除了極少數因健康問題而回返母國外，多數都重返昔日的工場繼續他們過去在華未完成的宣教工作。因此在很短的時間內，傳教士就恢復到戰前的人數，並且繼續不斷地有生力軍的湧入。他們一面作物質的救濟，與中國同胞建立關係，一面重建教堂和聚會點，重組教會，招集昔日四散的信徒，恢復崇拜和聚會，為著重振基督教會努力不懈。
中國教會本身方面亦不落人後，當許多的西方宣教機構正屆臨來華宣教的百週年或金禧週年的時刻，藉著教會利用紀念慶祝之餘，聚集同工於一堂，共商未來計劃，擬定策略，積極作周密的發展計劃，這時期各教派教會都顯得士氣高昂，充滿信心。
中國教會佈置妥當後，向同胞廣傳福音，這時開拓新教會的使命感十分強烈，加上許多教會的領袖，無論是專職的牧師或是平信徒，都因為經歷了苦難的洗禮，對生命的有清楚的看法，故對群眾有說服力，他們又努力把握時光，宣揚福音於各地，使皈依基督教的人急速地增加起來。其中表現傑出傳道者有王明道、倪拆聲、計志文、陳崇桂、王載、王峙、賈玉銘、楊紹唐、鮑哲慶、江長川、趙君影、趙柳塘、陳維屏、敬奠瀛等人。
就在上述中西傳教士以及傳教團體的齊心努力之下，基督教在中國再次有了豐碩的收穫，據統計，到大陸解放前(1949年)，信徒人數已增至八十三萬餘人，與戰前最後一次統計人數(1936年)的五十三萬餘人相比，已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三，而教堂的數目也增加到六千五百餘所，較戰前的統計增加了百分之十二，這都充分顯示戰後基督教全面復甦的景象。
另外，基督教會於戰後全面復甦的景象，還可從其文字宣教事業之急速和蓬勃發展中見其端倪。聖經公會印行的中文聖經，單在1946年就分送出三百萬本，而其他幾家有悠久歷史的教會書局與出版部，像廣學會、青年會出版部、浸信會出版部等，也都配合戰後廣大的市場，出版了數量極多的書籍，以供各方之需。從學術思想、教會歷史、新舊約釋經解經書、講道集、詩歌集及至福音單張，應有盡有，內容繁多，或舊著重印，或譯著新印，或新著出版，總計其各類圖書的出版與銷量都遠超過戰前的最高紀錄。當時，在戰前已積極籌劃及編譯的「基督教歷代名著」五十三卷的計劃，因戰亂被迫停止，如今又再度恢復工作並完成。這「基督教歷代名著」五十三卷的編譯完成使基督教有了與佛教的「大藏經」，道教的「道藏經」相抗衡的經典著作，這意義十分重要。
戰後在基督教教育方面也有豐碩的成果，各基督教會設立的大、中學校像金陵、燕京、東吳、聖約翰、華中、齊魯、滬江、之江、嶺南等院校，都全面覆校，由大後方遷返原校復課。至一九四七年，也就是戰爭勝利後的兩年，全國各教會大學招生時，申請人學者高達十一萬人之多，遠遠超出各校可能容納之量數倍之多；各教派設立的神學院校，也於戰後全面覆校上課，積極培植新一代的教會工人。據統計顯示，到解放前時，新出道的傳教士連同舊有牧師的總數，已恢復戰前的數目；而在這一個時期入學的神學生，除了數量增加之外，他們的質量也大為提高，其中有許多位大專畢業的獻身者。
二. 三自運動教會時期(1949-1958年)
在中央政權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第一個階段的教會可以稱之為「三自運動」教會時期，因中國政府以十年的時間，透過「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運動，逐步達到統戰教會的目的。「三自」的口號響遍於當時教會之中，也如荼如火地進行於教會之中。
在1949年前，中國共產黨已經對基督教展開統戰，拉攏一些「左傾」與「愛國」的教會領袖，像吳耀宗等人，邀請往北方，商討有關基督教的一般問題。到了是年九月，利用「第一屆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之召開，再次對教會人仕展開統戰，邀請了吳耀宗、劉良模等人出席，準備日後透過這一批教會人士來逐步進行全面要求教會參與共產的解放中國運動。
三自運動有其特定的背景。
一.
政治方面：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共同綱須」為國家臨時憲法。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
二.
外交方面：“聯合蘇聯”，爭取中立國家，敵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
三.
社會方面：各種運動不斷發起：“土地改革運動”、“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等。
四.
宗教政策：馬克思的宗教理念強調“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提出宗教是人創造的。而人因現實生活的苦難而創造了上帝。說明統治階級利用宗教來控制人民思想。
藉著這些不同宗教的看法，中國政府提出「統戰理論」，解決各種的社會和思想矛盾：首先，提出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有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次要矛盾有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接著，再提出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敵我矛盾有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凶。人民內部矛盾有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當時的具體政策是由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主持。宗教界有八名代表參加，因宗教信徒也是擴大革命力量的基礎。這時定出統治中國的「共同綱領」。第一章總綱五條規定：“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權”。
到1950年的四月，中國共產黨已全面統治中國，有五個基督教團體的代表，即「政協宗教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中華基督教全國總會」，組團由上海赴北京訪問，除拜會北方教會團體外，也應邀與北方的教會人士出席由政協全國委員會宗教事務組召開的座談會，接著這些南北兩地的教會人士共十九人，在五月初，前後三次與「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會談，他們本來的目的是想中共政權幫助解決基督教與中共間的一些問題，希望瞭解新政權對教會的態度與宗教政策。
經過討論後，周恩來統戰成功，使十九位基督教會代表們的思想都改變了，他們發現原來所求者都不是當急之務，真正的急務與應該注意者，乃是帝國主義已在目前國際形勢中利用基督教進行反革命工作的事實與可能。參與討論的吳耀宗事後在天風雜誌發表回憶，說到周恩來一席話給他們深刻的印象與鮮明的啟示，啟示他們「基督教應當自動地肅清帝國主義在它裏面的力量和影響。」
會談之後，吳耀宗等人起草一份宣言，表明他們所代表的教會與教會團體將效忠中國共產黨政權，並且教會將推動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運動」。他們在宣言中更要求全國各教會的領袖簽名響應。該宣言經過八次的修改後定稿，題為「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過後得著四十位教會領袖的同意，並列名為發起人，向全國教會負責人寄發，要求簽名支援。
該「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宣言共分四部份，第二部份是「總的任務」，要求中國基督教教會及團體澈底擁護共同綱領，在政府的領導下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為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第三部份的基本方針有兩項，一為要使群眾清楚帝國主義在中國所造成的罪惡和利用基督教的事實，肅清基督教內部的帝國主義影響；一為中國基督教會及團體應在最短期內完成過去所提倡的自治、自養、自傳運動。對於基督教信仰問題，該宣言則未有一字提及。宣言發出到九月底已有三千餘教會領袖的簽名支援。
三自運動推行全國教會也是有過一番熱烈的對抗。1950年的十月，在上海舉行的中華基督教協進會第十四屆年會之會議中，自始即以「宣言」的內容為會議代表們分歧的焦點。繆秋笙、朱友漁為首的一派教會人仕，深覺宗教要超越於政治，認為三自運動應該是立基宗教立場進行，毋需立基於政治立場上，更不必提出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及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所謂「反三敵」主義於教會之中，教會合作團體亦應處超然地位，不必要直接與政治。雖然年議會中，許多地區代表訴苦教會正受中共地方幹部的壓迫，重要教派領袖也警告這樣的運動將危害到國外差會繼續對國內教會的支援，要求傎重考慮未來的教會路線。然而在政府的交涉下，大會選出吳高梓為新主席，吳耀宗、吳貽芳、崔憲祥為副主席，鮑哲慶、江長川、陳見真、鄧裕志等三十人為執行委員。大會也通過擁護「宣言」，要號召信徒踴躍簽名，並決定五年內完成「三自」，各區組成三自運動促進委員會推動委員來推動工作，同意呼籲全國教徒以實際行動來擁護政府所推動的土地改革政策。
「三自」繼續發動全國教會信徒支援「宣言」的簽名運動。簽名人數雖已有十八萬，卻只佔全國基督徒總人口之百分十八。另外，政府透過三自發出宣言，要大家控訴帝國主義利用教會侵略中國的意圖，許多教會都不覺得有這件事實的存在。這迫成政府要求教會領袖認真深入學習。
但是到了1950年十一月，韓戰的爆發，全國展開了抗美援朝運動，這本來是一個政治的運動，這時也應用於教會，打擊教會中異己，並把三自運動推展至全國。這時政府把外籍的宣教士驅逐出境，沒收和凍結外國在華教會的財產，要求中國教會與外國斷絕各種關係，另一方面也要求中國教會表明對政府的態度，要求他們發表擁護效忠的宣言。
在逐步的進行中，首先於五零年十二月底，公佈「接受外國津貼及外資經營之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登記條例」，要求救會進行登記。接著於1951年的四月十六日至廿一日，由「中央人民政府」的政務院所屬之文教委員會宗教事務處在北京召開會議，會議的名稱叫「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到會有卅一個教會宗派和廿六個教會團體代表一百五十四人，會議並有觀察員參加，邀請中國獨立教會人仕參加，如教會聚會所的領袖倪柝聲與耶穌家庭的敬奠瀛也被指名參加。
會議中，政府官員多人出席訓話，展開統戰，強調共產主義為唯物，宗教為唯心，但共產黨員願意和愛國的基督徒結為聯盟，共組統一戰線以對抗並肅清帝國主義一切的侵略影響。經過六天的討論與控訴，共得有幾項重要的事項：
一. 發表「中國基督教各教會各團體代表聯合宣言」。此宣言比1950年的宣言更具體、更積極地表明效忠政府。他們要熱烈參加抗美援朝運動，擁護政府的政策及鎮壓反革命的政策。
二. 成立「抗美援朝三自新運動委員會籌備委員會」以作為一個基督教新的領導機構。共推吳耀宗為主席，陳見真、陳崇桂、鄧裕志等為副主席。這有計劃、有步驟地完成中國基督教三自革新的任務。
三. 通過中共所提「對於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處理辦法」。這使得教會完全割斷與外國教會之間的關係。
四. 舉行控訴會。控訴的對像是美帝主義傳教士中的特務份子和中國基督教中的敗類。被指名控訴的包括美國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畢範宇(F.W. Price)、駱愛華。華人則為梁小初(青年會)、陳文淵(衛理公會)、朱友漁(聖公會)及顧仁恩(獨立傳道會)等人。控訴的罪名都是指他們與美國有關係。此次控訴會在教會內舉行乃是首次。也開啟日後各地教會控訴鬥爭的序幕。
吳耀宗形容這次會議是「中國基督教的新生」，是一個里程碑。當時三自運動教會正以「控訴大會」、「政治學習」、「教會組織的統一管理」和「重新詮釋基督教義」四種方式來推動三自運動。「政治學習」就是要訓練教會青年積極分子，以便作為深入推動三自革新的骨幹，提高愛國意識，認清帝國主義的真面目，學習國家政策及自我批評(交心)。
1954年的七月廿二日至八月六日 ，三自革新運動籌委會召開中國基督教全國會議於北京的公理會教堂，到會有六十二個教會和團體的代表二百卅二人。會議在吳耀宗的主持下，聽取「中國基督教反帝愛國運動四年來的工作報告」。從報告中，可知到五四年時外國差會已經在中國絕跡，帝國主義傳教士也全部出境，所有名國來的津貼也完全斷絕，而在國內由教會所辦的學校，醫院及救濟機構(孤兒院、慈惠院)等一切企業、事業都接受了過來。教會中不肯妥協，不與政府合作的教會領袖，也已透過控訴會的方式，將之打成反革命者，並判刑或勞改。其餘的教會教牧和信徒則分批加入學習班，接受政治學習。學習不斷地自我批評，提高了思想覺悟性。而全國所有的教會、教會刊物，神學院等教會組織，則陸續統一起來，加以合併，關閉或停刊其中不需要者。此外也將教會建築物加以徵用，轉作其他的用途。
此項全國會議不談及信仰問題。整個會議最重要的事項是正式成立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表明再次確立三自的根基，此後「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正式以基督教會最高的地位組織，負起在全國各地設立分會，推展三自教會的任務。
自1954年八月正式成立「三自」會後，全面將各地的教會納入組織系統之內，但中國教會仍存有一些三自會稱為是「頑固反對派」(俗稱「死硬派」)的教會。這些教會是一些自立教會，像北京的基督會堂(王明道)、廣州的林獻羔、耶穌家庭(敬奠瀛)、教會聚會所又稱「小群」的教會(倪柝聲)、真耶穌教會(魏以撒)都不肯加入三自會，因此要進行整肅。從1955年八月起到1956年初，將上述的教會領袖逮捕，並進行控訴鬥爭，接著分別送交法院定刑期及付之勞改，在逮捕教會領袖之同時，也對付不肯加入三自的教會團體。1955年的十月廿九日 ，政府正式宣告凡三自以外的基督教活動為非法。至此在大陸的基督教會，除了關閉，除了秘密轉入地下，其餘無論宗派教會或獨立教會加入三自會。
從1956年三月第二次全體會議之後，中國有鳴放運動的出現。這時有「百花齊放，百鳥爭鳴」運動，風氣所及，也吹襲到教會。教會在後來的「反右運動」襲擊之下，自陳崇桂牧師以下，凡鳴放批判過中共政權者，都被打為右派份子，遭受整肅，接受勞改。三自委員會於1957年的十月舉行常委第十次擴大會議時，要求嚴處教會中右派份子，並派遣一百三十多位教會代表到北京學習揭發，接所謂社會主義的再教育，返回各地之後，再在各地教會進行大規模的控訴運動，一直至1958年大躍進運動時方止。
三. 三面紅旗的教會時期(1958-1966年)
1958年的時候，中國政府發動了三面紅旗大躍進運動。三面紅旗指的是「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工農業生產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大運動。又因此三大運動都是指向社會主義改造的躍進計劃，故又稱「大躍進」運動。整個大躍進運動共推動約有八年之久，至文化大革命發生後方告停止。
在本段八年的大躍進運動時期，在政治、經濟方面都具特色，基督教會在本時期中亦深受政治的影響而以一種新的形態生存下去。
中國共產黨在統治中國大陸十年後，認為形勢已大好，在已有的基礎上，要通過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加強將中國從社會主義的現狀推進至共產主義的理想境界，所以發動了三面紅旗的大躍進運動。而大躍進運動一推動起來，全國民眾都要動員投入，基督教會中的基督徒不能例外，也被命令要積極參與投入。
大體來說，自1958年進入大躍進運動以後，三自教會紛紛投入此運動的行列，從而有了兩方面的影響產生：
一. 因大躍進運動使全國人民都被召動員，投入極忙碌的生產活動之中，使得定期聚會禮拜因無人參加而停止。尤其是日以繼夜大鍊鋼鐵，更使得教友已無時間往教聚會，而聖職人員忙於政治學習或參加勞動，在工廠或農場工作，離開教會，迫使聚會停頓和教會關閉。三自會於此也開始將各地教會聯合並合併，大致每區一個，其餘則關閉，將教堂移作他用，而教會活動一週只有一次主日禮拜。以北京為例，原來有六十五間教會，到本時期已減為東南西北每一間了。
二. 因大躍進運動進行二年後(1960年)，由於運動過於激進，引起的變動太大，使得人民心存不滿而退縮，結果造成經濟上的危機，毛澤東讓出主席之位由劉少奇出任。教會因行政體系在宗教政策上的放鬆，而獲得復甦的機會。以廣東為例，60年之後，教會禮拜日數目增多，二百個席位的教堂皆能滿座。1964年復活節，舉行音樂崇拜，更借青年會大會堂，出席人數高達二千人。
在這段時期，基督教會因政治大躍進運動的推行，受到極大的影響而減少與縮小，幸好六零年後，藉著修正主義路線的?頭，獲得喘息機會。但是教會中的信徒仍在不斷接受學習，接受自我的改造，並且必須在服從生產、服從國家法令和社會主義利益的前提下，安排宗教生活。三自運動愛國委員會仍然全面控制教會的一切活動。
簡單的說，文革期間教會雖然遭遇許多的逼迫，但是教會藉著這時期形成了復興的暗流。
文化大革命緣起於1965年十一月十日 ，由毛澤東授意姚文元在上海的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抨擊劉少奇所領導的政治體系，展開了日後全國性鬥爭的序幕。
到1966年的五月十六日，由毛澤東親自發出「五一六通知」，號召全國展開「文化大革命」運動，於是在最短的時間內，全中國進入大動亂與破壞角色者，則為一群被起名叫「紅衛兵」的學生群眾。經過三年多熾烈的鬥爭，毛澤東已重掌政權。毛澤東在1969年的七月，也透過軍隊把紅衛兵鎮壓，並下放農村。希望漸漸把國家次序恢復起來。
雖然局面漸漸平靜下來，但在此後直到1976年的七個年頭裏，是文化大革命主宰一切的時期，自成一個段落，顯出他獨具的特色。
在文革的十年內，基督教會受到最熾烈的衝擊與挑戰。當中的歷史可分成幾個段落來說明：
一. 文革的頭三年，教會受到空前的破壞，教牧與教友受到暴虐對待。當時紅衛兵群眾，在意識思想上已被教育成極左的狂熱份子，在意識形態上，對宗教極度仇恨。當毛澤東提出破四舊 - 舊文化、舊習慣、舊思想、舊風俗 - 的口號，並要求紅衛兵以實際行動表現時，他們如猛虎出押，而基督教會又有「四舊」的形象，故首當其衝，遭暴虐破壞。他們搗毀教堂，凌辱信徒(剃光頭、遊街示眾，戴高帽)，焚燒聖經。在這種無情而澈底的打擊下，各地的基督教會被迫停止公開活動，基督教徒再經歷一次苦難的煎敷。
二. 到了文化大革命武鬥結束的1969年之後，對基督徒私刑與暴虐，公開凌辱的情形已大為減少。但文革的意識然籠罩在這段時期，為配合當時政治而有的所謂「戰鬥性的生產建設意識」，教會的信仰與活動被認為是會腐蝕痲痺人民的勞動力，會嚴重阻礙生產建設，因此仍然禁止教會有公開的活動。另外，更藉1968年成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對基督教界的人士作清理調查的工作，又把不少的教會人仕冠以「反革命」之罪而判處徒刑，並要求教牧人員參加「學習」。這時連三自會也被關閉了。
三. 到1971年的時候，中國政府基於宗教政策上的應用，認為宗教應為外交所用，於是應巴基斯坦大使館之請求，在北京重開米市街教堂，但只供外人與外籍遊客使用，中國基督徒仍禁止入內禮拜。當時只有效忠於政府的教會的領袖人物，如吳耀宗、丁光訓才可以代表中國基督教會接待外國來訪問的賓客。
四. 1971年後，雖然教會都關閉了，但這只表示有形的教會的關閉，事實上在全國各地，基督教徒透過家庭聚會的方式，秘密聚會崇拜。這種名叫「家庭教會」的無形教會，雖不是萌芽於這段期間，是成長，茁壯於這段受苦害的時期。許多人的心靈在文革中創傷，信徒卻願意把福音傳開，成為心靈創傷的醫治。另外，信徒在苦難中更加同心。也神興起不少遊行佈道者，而平信徒熱切起來傳福音。
綜結本階段的歷史，基督教會有如浮萍落葉，承受文革大風暴的吹襲，受到史無前例的摧殘和全面的抑制，信徒經歷了中國基督教自有歷史以來最大的苦難與迫害。這時只有「家庭教會」在這段時期中蓬勃成長，雖然仍嫌薄弱，但是在苦難中的團契與安慰更具能力，家庭教會為本段文革迫害教會時期帶來了一線曙光，也帶來了盼望。
五. 四化運動的教會時期(1976年起)
中國基督教會歷史的第四個階段，也是四個「現代化運動」的時期。本段時期起於1976年十月打倒文革時極左的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幫集團之時。次年，鄧小平復出，重掌政權，提出四個現代化 - 工業、農業、科學、國防運動，而開展了本段歷史的序幕。
自鄧小平重掌政權後，在許多的政策上都一改文革時的路線，重走修正主義路線，給人民有較溫和與開放的感覺，對外關係上，也一改舊有的路線，結好西方國家，以圖謀對中國有更大的益處。我們可為這段時期作一扼要的說明：
一. 在1976年後，為配合四化運動，對宗教不施加壓力，更注意到宗教能對外交有所益處，對四化的推展也有所助益的觀點，故整個宗教政策由過去「強制」、「敵視」而轉到「溫和」的路線，雖然統戰的工作仍然在進行。負責宗教事務的宗教事務局就開始執行並處理有關基督教會的問題，在「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思想下，宗教事務局透過宣傳，教育幹部及教牧人員的方式，對宗教活動與迷信活動加以區別，嚴格界定宗教活動的範圍，最後加強教友的法制觀念等步驟。這時期，整個宗教政策的精神還是含有強烈控制的意圖，政教分離是不允許出現的。
二. 家庭教會大致可以分成鄉村家庭教會與城市家庭教會兩類，由於仍採秘密聚會式，故對家庭教會的實況所知有限，唯歸納已知的資料，這時期家庭教會以浙江的蕭山、溫州；山東青島；與福建、安徽、河南等最盛。這些家庭教會在文革時代已在活動，而在本段時期之內，因溫和路線的緣故，無論在質與量上都提高了，教友人數急速增加。城市家庭教會有完善的教會組織與定期的禮拜，自從海外進入大陸旅遊開放之後，從海外教會得著大批聖經、詩歌本、培靈書籍之類的圖書，使聚會的內容上更為豐富。他們更自然發展各種的查經聚會、探訪禱告、小組團契，甚至定期聚集公園內聚會。城市家庭教會雖大有發展，但有時也遭受來自三自教會方面的壓力，三自教會要求他們加入，宗教局亦不樂意他們的發展。鄉村家庭教會通常利用市集之日，或星期日來聚會。有時改在晚上舉行，比較大型的鄉村家庭教會，人數可達四百人到五百人之眾。一些省份的家庭教會擁有千人以上。鄉村家庭教會普遍缺乏教牧人員，聖經也較缺乏，以致教導上有所不足。另外，鄉村家庭教會普遍流行奇蹟、醫病、趕鬼之類的見證。
三. 從1979年起，中國政府採取把大量教會恢復的溫和路線後，造成各個教堂聚會滿座的情形。而家庭教會更是日益擴展，這些現象出乎政府意料之外。1980年上海會議有來自十六個省份的卅七位代表，由丁光訓擔任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孰一也出席會議，會中他表明政府當局對宗教的立場，堅認共產黨是無神論者，也相信宗教必消滅，但肯定這些不會妨礙共產黨與基督教間的團結。會議中經討論後，決定重印聖經，許多教牧人員獲得平反，覆刊三自會機關刊物『天風雜誌』； 又決定把南京神學院覆校，以栽培新的教牧人員。對於前幾個階段一直扮演重要角色的「三自教會愛國運動」，會中肯定他的成就與存在的價值，並且認為「三自」任務末了，仍要繼續下去，以保衛中國教會的獨立，防止外來的滲透。會議中還決定要成立一個教務機構，專門處理教牧事宜以與三自會相輔相成。與家庭教會的關係亦在會中論及。整個會議結束後，以「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的名義對外發佈了「告全國主內弟兄姊妹書」，宣佈了他們今後的作法。
四. 1980年的十月六日 至十三日，根據上次上海會議的決定，在南京召開了中國基督教第三屆全國會議，期望以這次的全國會議，落實他們在文革之後的教會路線，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共有一七六人，包括來自廿五個省、市、自治區及五個少數民族的教會代表，沒有家庭教會的代表出席。而中共統戰部副部長，宗教事務局局長都出席了這次南京會議，顯出此會議受到政府當局的重視與官方的指導。會議的結果，發表「中國基督教第三屆全國會議決議文」公佈於國內外，該議決文的內容有三個重要部份，既是教會事務的具體意見。第三部份又再分成三方面來表明態度與作法：
1.
既有關現已開放具組織性的教會事宜；
2.
有關家庭教會事宜；
3.
有關與國外教會之關係。
關於開放具組織性教會事宜，會中接納上海會議的提議，成立了全國性教務機構，定名為「中國基督教協會」。其工作的大綱在做好教牧工作，栽培傳道人，出版聖經和靈修書刊，加強和各地教會和信徒的聯繫；而「協會」與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關係，則未詳細闡釋，只說是「分工合作的關係」。有關與家庭教會的關係，則正式承認了家庭教會的合法化，期望今後「共同走愛國愛教」的道路(當然，這是從三自教會的肯定，中國宗教局並沒有把家庭教會合法化)。有關與國外的關係，則願平等友好交往，但若敵視中國者，漠視三自愛國原立場者，則將堅決反對。
南京會議也通過「中國基督教協會章程」與「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章程」，並決定在會議結束後，立刻與各地的三自會合作，召開地區性會議，以落實他們的決議。南京會議的召開與會議的決議，可說是本期內的一件大事，也是一個里程碑。對中國政府而言，正式確定了中國共產黨對基督教現階段的宗教政策，而從宗教政策的內容看，繼續肯定「三自」的貢獻，要愛國愛教。對國內信徒而言，此次承認了家庭教會的合法化，使以往種種迫害不再發生，並且信仰可公開化。然而中國政權，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間要達到水乳交融地步，其路程尚遙達，三者之間仍有的矛盾不易突破。對海外的信徒而言，南京會議肯定表示，不歡迎和不友好的海外教會間的交往，而友好不友好的標準又訂在是否對三自會的支援上，因而使得海外的信徒要重謀對策。
總結看來，開放後十年來的基督教會，雖然比上一階段文革期要得著較好的對待與復甦的機會，但意識形態上的對立，以政府控制教會活動仍然是不改變的。溫煦的春風是否永遠能吹襲在大陸基督教會中，而狂風暴雨是否不再襲擊大陸基督教會，展望未來，都是未知之數，海外信徒只有靜觀其變了。
結論
中國大陸基督教會五十年的歷史，時間雖短，是段落分明，而其間的曲折變化，更是高潮?起並暗潮湧，可謂血淚交織其中，水火交加其上，整段歷史實是一部長期處在苦難與迫害中的悲慘旅程。
總結這段約佔五十年的基督教會歷史，在整個中國基督教會歷史之中的地位，則有幾點可以歸納出來：
一. 成全了基督教會本色化的路線。過去整一百五十年中國教會皆受西方差會的影響和扶持成長。但是在本段時間內，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全面排除了與西方的聯繫，使中國基督教會在歷史中，成為最具本色化傾向與有本色實效的一個時代。
二. 維持以政府控制教會的局面。五十年來，在政治與教會關係上，紿終維持在政治全面控制宗教的局面之下，把政治置於教會之上。教會更受政局的演變而起伏不定，使中國基督教會在歷史中，成為承受政治壓力最大而時間長的一個時代。
三. 醞釀並成長了「家庭教會」的獨特教會模式，充分表明基督教會可以不是西方教會的產品，也表明在任何的社會制度與環境之下，基督教會能生存下去，是中國基督教會歷史中，最承受得起考驗的一個時代。
計志文
( Ji Zhiwen , Andrew Gih )
1901 ~ 1985
二十世紀中國教會著名，福音派領袖、布道家、奮興家和慈善家。
1901年1月10日，計志文出生於上海，是計家的長子。父親計友仁是位儒學家，在家里開設書館，教導學生。計志文自幼從其父接受傳統的儒家教育。母親計陸氏信佛吃齋，賢淑達理，思想開明，在家里供奉祖先牌位，逢年過節，祭拜祖先。計志文幼時沉默寡言，不善與人交往。年少時，曾跟隨母親去廟里燒香，聽和尚講經，也曾有機會翻閱過基督教福音書，但對宗教毫無興趣，亦無好感。
計志文父母共生育四男三女。當他未滿十歲時，三個幼弟先後夭折。看到弟弟們僵硬的身體，被放入長方形的盒子里抬走，看到大人們悲傷的表情和眼淚，他很難懂的死是甚麼意思，但人為甚麼會死，以及死後去哪里等問題卻深深的印在他的腦海中。
十二歲時，父親身患重病，無藥可醫，很快去世。此後計志文隨母親度日，母親每天起早貪晚，耕田織布，獨立支撐家庭。計志文也時常幫助母親耕種、施肥、擔水等。看到母親如此辛苦，他立志長大後一定做個有出息的人，以孝順回報母親。
為謀生計，計志文到一家布店當學徒。置身商場，他很快染上不少惡習。18歲那年，為學英文，他進入西方宣教士所辦的伯特利中學讀書，雖然他對學校的宗教活動和聖經課沒有興趣，但因為學校硬性規定，他不得不帶著聖經去參加。不想，聖經卻成了他學習英文的教科書。聖經中耶穌的話在他心里產生影響，使他漸漸感受到耶穌之偉大。
一次，內地會宣教士提班先生到伯特利中學講道，講題是："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計志文內心深處被他傳講的信息所打動，神的愛進入他的心，使他認識到自己是個罪人。當晚，他第一次跪倒在神面前，向神大聲呼喊說："我的神，你是我的救主，求你憐憫我這個罪人"。從此，神除去了他一切的重擔，使他內心充滿了平安和喜樂。
1924年，計志文考入上海郵政局工作，收入頗豐，且有社會地位，前途充滿希望。但他的內心并未因此感到滿足。翌年，福州王載牧師到上海布道，計志文聽過他大有能力的講道之後，深受感動，遂請王載為他施浸（施洗）。此後，計志文更加渴慕聖經真理，熱心參加教會各種聚會。他為自己取名"安德烈"，立志做一個領人歸主的人。接著，他先後帶領自己的兩個妹妹和母親信主。其篤信佛教的祖母起初對福音非常抗拒，但後來也在親人的感召下，接受了基督。
1925年，在西教士衛克斯主領的奮興大會上，計志文響應神的呼召，決志獻身作一個傳道人。但要舍棄收入豐厚的郵局工作談何容易？但神讓他在禱告中清楚地見到異象，最終他辭掉工作，別了母親，走上傳道事奉的道路。
他先後跟隨布道家石美玉醫師和丁立美牧師學習布道經驗，曾多次隨石美玉到各地主領奮興布道會。不久，由桑達士牧師按立為牧師。緊接著到廣西、廣東、福建、廈門等地教會舉行布道會或奮興會。聖靈與他同在，使他講道大有能力，每每在布道會結束時，都有數百、上千人認罪悔改，決志歸主。
1928年1月10日，計志文從外地布道回到上海，在伯特利教會與張多加女士舉行婚禮，結為夫妻。僅一周後，夫婦二人就應邀到杭州浸信會布道，他們的蜜月就這樣在布道工作中度過的。
從1927年起，中國教會經歷了一場屬靈的大奮興，這場奮興之火直延燒到1930年代末。計志文是這場奮興運動的主要領袖之一。1931年2月，計志文在上海發起成立了"伯特利布道團"。該團屬衛斯理宗教會，主要成員有李道榮、林景康、聶子英、時約翰和宋尚節。計志文任團長，並和宋尚節一起擔任主要講員。他們於2月18日出發，四年間共跑了五萬公里，足跡遍及全國133個城市，舉行了3389場聚會，向50萬人傳福音，其中約有五萬人決志信主。在悔改歸主的人中間，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有工人、農民、商人，也有青年學生和軍人，甚至還有土匪、貪官、惡棍和謀財害命者。因著他們強有力的宣道和見證，所到之處，無不帶來復興。由於宣教工作的需要日增，伯特利布道團還在全國各地成立了十個分團，傳揚福音，復興教會。1933年，他們還成立了"戰區布道團"，專門向同日軍作戰的國軍官兵傳福音。在他們的帶動下，許多地方的教會也成立了布道團。
計志文和伯特利布道團，不僅把福音之火燃遍長城內外和大江南北，也把福音的種子撒向滿洲里、內蒙古、云南、西藏和新疆等邊陲地區。1938年後期，計志文和歐伊文博士經云南進入越南，到河內和海防等地布道，並在西貢舉行全國性的布道會，同樣給越南的教會帶去極大的奮興。在宣道過程中，他們除采取個人見證、露天聚會、福音大會和奮興培靈等布道方法外，也常有神跡奇事相伴隨。計志文將伯特利布道團的成就，完全歸功於聖靈的工作。
抗戰爆發後，計志文將上海伯特利教會的同工，包括石美玉和胡遵理女士，還有神學生和孤兒等100多人帶往香港，在九龍開辦教會、小學和孤兒院。戰亂造成許多孤兒流離失所，計志文響應蔣宋美齡女士的號召，分別在香港和貴州創辦孤兒院，收容戰地難童。不久，計志文到美國講道並推動救助孤兒等事工，得到美國基督徒友人的支持，他們除志愿認領一千多孤兒外，還捐款支持計志文的孤兒院。計師母張多加女士隻身回到上海，在大西路租得三層樓房開辦孤兒院，並得歐嘉靈女士為其得力助手。
1943年，上海淪陷，計志文帶領100多個難童和神學生、教職員等逃難到貴州，經過千辛萬苦，最終到達他們在畢節的孤兒院。長途奔波勞累，他的肺病發作，以致吐血不止，不得不赴重慶醫病。在此期間，他仍經常應邀到教會和大學去講道。
1946-1949年間，計志文在上海發起成立了"中國布道會"，從事布道和孤兒院事工。到1949年時，已收容100多個孤兒。但因新政府不允許私人興辦孤兒院，不久，計志文夫婦所辦的孤兒院，亦被政府接收。
1949年2月，計志文應邀赴美，在美國基督教會芝加哥年會上擔任講員。計師母因肺病發作，赴香港醫病。不久，國內政治形勢發生變化，二人被阻香港。既不得返回國內，計志文就租借九龍佐敦道上的"快樂戲院"，作為聚會場所。每禮拜前來參加主日崇拜的都有1200多人。1951年8月，他與沈保羅等同工正式成立教會，由於聚會人數日增，他們就發動會眾奉獻，購地建堂。1956年10月新堂落成，取名為"中國布道會迦南堂"。
1950年，美國俄勒岡州卡撒達大學（Cassada College）授予計志文文學博士學位。
中國布道會在臺灣的福音工作始於1948年，是由沈保羅牧師受計志文差派在臺中開始的。起初他們一無所有，到1952年，他們購地建成一座可容納400多人的禮拜堂，取名"思恩堂"。1952年2月，計志文牧師親自主持了獻堂典禮。此後，中國布道會先後在臺北、屏東、臺東、義林、宜蘭、羅東、岡山、新竹等地，以及到原住民中間開始福音工作，設立教會。
1950年代初，計志文開始了在東南亞國家的宣教工作。此後數十年間，他先後應邀到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泰國、越南等開荒布道，建立教堂，主領奮興會和布道會，為各地教會帶去大復興，成百上千人決志獻身。計志文的宣教事工對東南亞諸國華人教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傳福音的足跡遍及全世界五十多個國家，環游世界達十五次之多。
在宣教過程中，計志文還因應華人教會的需要，先後在各地建立了多所神學院，其中包括上海伯特利神學院、杭州聖經學院、臺中聖經學院、印尼東南亞聖道神學院、香港聖道學校和泰國伯特利神學院等，造就出數以千計的傳道人。1981年，印尼聖道神學院為了紀念他，興建起一座能容納1200人的大禮堂，命名為"計志文紀念堂"。
計志文還是位慈善家，在其有生之年，為難童、孤兒創辦多所小學、幼稚園和托兒所，其中包括澳門的兒童院"恩慈院"、印尼瑪瑯的中小學、臺北的聖道兒童之家、馬來西亞的聖道幼稚園等，為那些流離失所的兒童提供衣食住行和教育，不僅挽救了千百人的生命，還使他們成長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計志文亦十分注重基督教文字工作，設立出版機構。早在1949年，他即在其中國布道會內設立出版部，1962年6月改為"聖道出版社"，出版《生命雜志》、福音單張和布道小冊子等屬靈書籍。
計志文於1978年10月在美國洛杉磯中國布道會總會正式退休。他從年輕時就患有肺病，經常咳血，但神恩待他，重用他，並借他成就了偉大的事工。1985年1月30日，計志文因胃癌住院手術。2月13日早晨安息主懷，享年85歲。2月23日下午，在南加州格蘭戴爾的樹木花草墓園（Forest Lawn in Glendale）內，為他舉行了安息禮拜，他的同工蕭振祥牧師擔任主席，林景康牧師證道，李啟榮牧師獨唱了"聖城"，以紀念這位終生事主，且果實累累的神之忠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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