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課 內地開放期傳教士在華宣教的主要路線和文化活動
一. 內地開放時期的背景
先讓我們來談談中國教會歷史發展期的第二個階段，就是“內地開放時期”的背景。時間由1860年至1900年，共四十年。這段時期發生的事情比較多，也比較複雜。
1.1.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國面臨的內憂外患有許多。內憂︰由於滿清的腐敗，中國境內發生了一連串的人民起義。其中最重要的，最有影響力的，就是“太平天國”事件。雖然太平天國終於失敗了，但是十多年來，清朝政府為了平息太平天國，曾經花費了很多人力、物力、財力、損失和傷亡是很嚴重的。太平天國反對滿清政府的思想，對漢人的民族意識，產生了激發作用。太平天國被消滅後，反滿清起義的事件屢次發生。當時的中國內部實在是充滿憂慮。外患︰當時西方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和俄國，都希望中國能夠開放更多港口作通商之用，其中態度最強硬的，有英國和法國。因為自南京條約簽定後，英國人雖可在五個港口居住通商，但事實上兩廣的總督及人民仍然不許可英國人自由入境，廣州人民排外情緒亦很強。另外南京條約規定，兩國以後交往，以平等身份互相接等。可是英國公使還是不能上北京直接與朝廷交涉，只能與兩廣總督商量。這些因素促使中、英之間，再次發生衝突，英國決定以武力解決，法國也決定參加。於是1857年，英法聯軍進攻中國的廣州，結果中國又戰敗了，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便與英國和法國分別簽定了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其中與基督教有關的內容有︰除了五通商開放以外，又增加了牛莊、登州、台灣、潮州、瓊州、鎮江、九江、漢口和江寧等地。因此傳福音的地方多了，機會也增多了。外國人有往中國旅行的自由，即包括開放港口以外的城市。這無疑又增加了傳教士的自由，有更多的機會去接觸中國人。傳教士有進入內地傳福音的自由，當地政府不得干涉。所以從1860年至1895年這段時期稱為“內地開放時期”。
1.2. 洋務運動的推行。
金陵機器製造局自製的格林砲，是一種具有高射速的機槍。
漢陽八八式步槍
鎮遠號鐵甲艦是當時北洋主力艦，也是亞洲少見的鐵甲巨艦，
曾引起日本國民極大恐慌。
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在1860年至1900年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謂洋務運動，就是向西洋人學習，目的是使中國更加富強，因此又稱“自強運動”。十九世紀的“洋務運動”，特別著重在外交、國際、交通和實業等方面，謀求進步。當時洋務運動的領袖，在朝廷方面有輔政恭親王，在地方方面有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這些著名的大臣。他們所注重推動的主要是革新外交、建立國際防工業、發展交通事業，開發地下資源，培養洋務運動的人才等。這些對宣教事業的發展亦有所幫助，例如“革新外交”，各大城市設立外交機構，解決中外一些糾紛，天津教案就是由天津的外交大臣李鴻章所解決的。此外，又如︰培養洋務運動人才方面，在北京設立“同文館”，使中國人學習外文，另還有英文館、法文館、俄文館等，當時的教師大多是傳教士。還有一位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翻譯了“萬國公法”，是論到國際的法律的，這對中國有很大的貢獻。美國的林樂知，在上海設立“廣方言館”，性質與“同文館”相似。傳教士們還成立了翻譯機構，如“廣學會”，出版書籍五百多種。洋務運動雖然在守舊派的壓力和缺乏經驗等因素下宣告結束，但它的影響卻很深遠。十九、二十世紀康有為和梁啟超領導的戊戌維新運動和立憲運動，就是洋務運動的改良和拓展。洋務運動時，大量起用了外國人，對傳教士的態度也作出了良好的改善。
二. 十九世西方和中國基督教的情況
英國在一百年的工業革命時期，帶來了國家的富強。歐美也受工業革命的影響，變得富有起來。其中以美國的發展最快，逐漸進入世界強國的行列。
2.1. 基督教在歐美的情況
基督教從十八世紀開始，興起了一連串的奮興運動，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當時出現不少著名的奮興佈道家，例如，慕迪、衛斯理等。這些神的僕人到各處開佈道會、奮興會，在聖靈的工作下，信主悔改的人數很多，而願意奉獻做宣教工作的也不少。教會對海外宣教工作的負擔亦日漸增加，各宗派的差會也隨著增多。歐美教會在十八、十九世紀大大復興，大量信徒已裝備好，等待去海外宣教，而中國的福音大門，也再在這時期開放。這樣巧妙的配合，實在是神奇妙的安排。
2.2. 基督教在中國的情況
主後1860年至1900年的統計數字和以前兩段時期的比較，可說有很大的發展，主後1838年，來中國的基督教傳教士，只有卅多人，代表四個不同的差會。1842年中國受洗的信徒人數只有180人，直到“五口通商”前期，全國信徒有350人。當“內地開放時期”時，傳教士共81人，代表20個差會。1874年，傳教士增至436人，中國信徒人數已有5，573人。1889年，傳教士共有1，296人，包括宣教士的妻子和女宣教士，這些女宣教士對中國婦女的教育、福音工作都有很大的貢獻。這時的傳教士來自41個差會，中國信徒人數有55，093人。這是顯示出中國的教會正在穩定地發展。
一. 中國傳道人的增加。記得在“開拓期”和“五口通商期”，對於中國傳道人，我們只提及由馬禮遜帶領信主的印刷工人--梁發，此外就沒有了。但在內地開放時期，大量中國傳道人出現了，而且在中國教會的事工上，佔著重要的地位。這時的宣教工作是西方的傳教士和中國傳道人合作的時期。根據統計，主後1876年中國傳道和牧師的人數是749人，十三年後1889年增至1，657人，同年的傳教士人數是1，296人。這數字顯示了中國教會已經進入成熟和獨立的階段了。
二. “自立閩南大會”的成立。這是1862年第一所獨自、自主、自養的教會，是教會歷史上的一件大事。這教會在行政上，完全不受外國差會的控制和管轄，經濟方面也講求自養，不接受差會的支援。這顯示中國教會已從嬰兒階段，由受差會照顧和保護的階段，進入成長的時期。1862年的獨立運動實在要感謝美國的傳教士--打馬治的提議和努力。當時“自立閩南大會”信徒有二千多人，牧師有十六位，教會有十八間房屋。
三.“內地開放期”外國傳教士的工作
在1860年至1900年到中國來的傳教士，有一部分促進了中國教會的自立自養，更主要工作是傳福音和栽培信徒。
1877年5月，傳教士們召開第一次的全國宣教士大會，地點在上海，共有142位宣教士出席，會議很成功。這些傳教士來自中國各地，很有代表性，傳教士在中國傳教所遇到的各種問題，在大會中都被提出來討論。包括文字工作、教育工作、醫療服務等方面的工作，另外拜祭祖先，纏足、禁煙運動等問題也有提及。在當中，對這些問題也想出了一些積極的解決辦法，氣氛非常融洽，傳教士們也彼此鼓勵和互相幫助。
1890年，傳教士們在上海又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宣教士大會，參加的傳教士有445位，代表了37個不同的差會。傳教士們就在宣教方法和遇到的困難等方面互相交換意見。傳教士們並同心籌備翻譯一本統一的中文聖經譯本。這次會議記錄並譯成中文，派發給中國教會的信徒作參考。雖然參加這第二次大會的中國信徒只有兩位，但實在是一個好的開始，使中、西方信徒領袖，在主裡有更好的合作和溝通。
四. 內地開放期的宣教方法
在1860年至1900年這段“內地開放時期”，傳教士所採用的宣教方式，基本上是與開拓期和五口通商期的宣教方式相同。不過隨著環境的更開放及更多的機會，宣教工作在各方面都有十分明顯的發展。這段時期的傳教士，不但熱心傳福音，而且更盡心竭力的參與各項社會服務，特別致力於社會的改革，使中國社會整體，更加進步、安定和繁榮。傳教士積極的改革中國社會，嘗試除掉一些違反天理的傳統習慣，如纏足等，都是很有果效的。
4.1. 傳教士的改革工作
傳教士從事的社會服務和改革工作，對中國社會日後的發展和進步，是有極重要的影響。
一. 禁止纏足運動。
中國婦女纏足的習慣是從五代後唐時期開始的，一直到清朝，這種習慣在漢人中間，已經成為根深蒂固的傳統。清朝政府，曾幾次下令禁止婦女纏足，但在社會觀念壓力之下，沒有產生任何果效。當年的傳教士，也是在這樣不利的形勢下，為中國婦女爭取公道。首先從教會學校開始，所有女學生，不得纏足。1874年，組織了中國第一個反對纏足的團體。廿年後又組成了“天足會”，推廣至整個中國社會。以致日後纏足的陋習終於被推翻，傳教士的功勞是值得欣賞的。
二. 禁煙運動。
由主後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當時傳教士李雅各就曾經與駐中國的英國大使，商談關於禁止鴉片輸入中國的問題。1875年，廣州教會的信徒成立了“羊城勸除鴉片公會”，一方面聯繫各地的鄉紳父老，響應戒煙運動；另一方面也鼓吹地方教會，組織類似的機構，來推動禁煙運動。如︰廈門、福州、寧波、上海、漢口、北京和其他重要城市。此外，還有不少教會醫院，成立了戒煙中心，協助中國吸鴉片的人戒煙。
三. 賑災運動。
在1876年至1879年，華北五省、包括山東、直隸、山西、陝西和河南等省發生了一次十分嚴重的大旱災。因旱災死亡的約有一千萬人。傳教士有見及此，自動展開賑災的工作，用行動來表達基督教對社會的關懷。當時傳教士所作的工作有三方面︰ (1)寫文章寄給報紙刊登，在文章中報導災情，引起中、西方人士的注意和同情，並呼籲捐款救災。(2)傳教士將捐款收集，分發給各地災民。(3)出版一些災後檢討的小冊子，向中國政府提出一些治本的建議，以避免旱災再次發生。
其他還有︰取締娼妓和收養孤兒，照料棄嬰工作等等。宣教的方式從此開始轉為社會的改革和社會服務。
4.2. 傳教士的文字工作
文字事業有：
一. 京師同文館：譯書機構，近代化學校。1862年由恭親王在北京設立，1863年丁韙良到北館任教，1869年任總教習，總管教務達30年。在其中任教的還有包爾，司默林、傅三雅出版《萬國公法》《公法便覽》、《各國史略》等。
二. 澳門有華聖經書房和上海美華書館。主要出版聖經、讚美詩、科學和醫學譯本，例如《地理略論》、《萬國藥方》等。
三. 江南製造局翻譯館：19世紀譯本最多，影響最大譯本機構。1868年開館，在館中供職的西方傳教士有英國聖公會傅爾雅、美國監理會林樂知等。此乃館譯書到1899年已有126種，其中有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地質、醫學、軍學和兵制、工業和商業、政治、史志等。
四. 格改書院：中國近代最早的科普團體。1874年由傅爾雅於1876年正式成立，出版《格改洰編》，論題包羅萬象：天文、地理、機械、電學、醫學等等。廣受歡迎。
出版刊物方面有︰
一. 萬國公報，前身為“教會新報”
1894年10月《萬國公報》所刊孫中山《上李鴻章書》
由美國宣教士林樂知在1868年創辦了。內容所涉及的範圍很廣，包羅萬象，是當時一份十分寶貴的報導性刊物。中國知識分子，對它深具好感。領導“戊戍維新”和“立憲運動”的康有為、梁啟超，都是該報的長期讀者。民國前後，孫中山先生上書李鴻章，也是由“萬國公報”發表的，該報共發行了卅四年，是清朝中文報紙中，影響力最廣的。
二. 廣學會︰
是基督教傳教士在近代中國設立的最大出版機構。1887年由英國長老會書廉臣創辦，初名「同文書會」，1892年改名廣學會，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接任督辦，出版大量的西方書籍：《治國要務》、《天文地理》、《地理全志》、《自酉祖東》、《西國學校》、《富國策》、《五洲教務》等。翻譯外國書籍的出版有四、五百種之多，其中科技書也不少。
4.3. 傳教士的教育工作
一. 教會學校。當時創辦的比效著名的教會學校有：
1864年美國長老會狄考文(Calvin Mateer)在山東登州創辦的榮養學堂。1867年美國公理會在河北通州設立了學院，後經美國傳教士謝衛樓的努力於1889年擴建成大學。
1879年，美國聖公會上海主教施若瑟將聖公會原開設的培雅書院和度思書院合併為聖約翰書院，美國傳教士卜航濟致力將其建成聖約翰大學。
1881年，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在上海開了中西書院。
1884年，美國哈巴牧師在廣州創辦“格林書院”，即嶺南大學的前身。
到1877年，在新教學堂中已有6000人就讀，到1890年上升到16836人。
當時大部份傳教士主張以辦學方式推進基督教傳教事業。
謝衛樓提倡說：「教育是未來中國的一種力量，基督教會必須為了基督使用這種力量，否則撒旦就會反對基督。教會必須積極舉辦教育，...這樣就可以使基督徒佔據有勢力和有影響的地位，在政府做官，做傳授西學的教師、當醫生、商人...」。狄考文更說：「基督教與教育之間存在著強烈的天然親和力；通過教育可以使基督教的信仰和論理道德滲透到整個社會結構中去，從而使中國基督化」。
二. 女子教育︰1864年，教會學校的學生中只有百分之十三是女學生。1869年開始才開始發展，女學生的百分比數增加三倍。在出國留學生中，竟然有三位是女性，而且都是學醫，在當時來說，是一個很驚人的突破。
三. 盲人教育︰英國宣教士莫菜，在1871年，將法國人布菜爾的盲人點字，加以改造，使適用於中國。1874年創辦第一間盲人學校︰1887年又創辦了聾啞學校。
4.4. 醫療衛生工作。
1891年在廣州創辦了第一所痲瘋病院；1898年在廣州又成立了第一所瘋人院。
著名的醫院有：廣州的「溥濟醫院」、香港「雅麗氏醫院」、漢口「仁濟醫院」、武昌「仁濟醫院」、杭州的「廣濟醫院」、福州的「柴井醫院」、蘇州的「博濟醫院」等合英美教會共約五十餘家。
醫學譯著由美國長老會牧師嘉約翰編有：《西醫略釋》、《眼科撮要》、《劇症全書》、《炎症》、《化學初皆》、《衛生新編》、《體用十章》等。英國倫敦教會牧師譯著：《西醫五種》、《全體新論》、《博物新編》、《內科新說》、《婦嬰親說》等。
更積極培養西醫人才。嘉約翰倡辦南華醫學校，後又有香港華人西醫書院。更送一批學生到英美學西醫，如黃寬、石美玉等。
總而言之，這些工作的基本精神，是讓中國人分享到耶穌基督的愛，從而考慮去接受耶穌基督。
五. 戴德生與內地會
在內地開放期，十九世紀其中一位最有影響力的傳教士，是著名的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先生。他是1854年來中國的英國傳教士，是一位醫生。他曾經說過︰“假如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如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他是一位屬靈的偉人，是神所重用的僕人。
5.1. 戴德生的生平
( Dai Desheng , J. Hudson Taylor )1832 ~ 1905
戴德生(Hudson Taylor)在1832年出生於英國，三代均為衛理公會的基督教家庭，父親是位成功藥劑師和牧師，戴德生在年青時曾跟父親學習藥劑，這對他後來在中國的宣教很有幫助。他父母曾禱告神，如果神賜他們男孩，願這男孩能成為中國的傳教士。戴德生十七歲時，清楚得救，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基督。不久，他蒙神呼召要去中國當傳教士。在1849-1853年間積極準備自己去中國，除了學中文以外，還學醫學，不斷運動去鍛煉身體，以求可以適應中國的艱苦環境。此外，他每日鍛煉自己過簡樸的生活，放棄一切享受，以神為樂，更多信靠主。為了來中國，戴德生不惜放棄了那位不願和他同來中國的未婚妻。1854年加入倫敦的中國佈道會(The China Evangelization Society C.E.S)到中國當宣教士。廿二歲那年，他終於抵達了上海。沒有人接船，沒有人領路，孤單一人開始了他在中國的傳道工作，數十年如一日。神賜他一位好同工，就是美國奮興佈道家賓威廉。神亦賜他一位好妻子，是一個能幹、愛主、志同道合的伴侶。戴德生在中國為主工作直到七十三歲(1905)高齡時，才息勞歸主。那一年，由上海至倫敦，都為他舉行了大規模的追思會，可見他是如何深受眾人的尊重。
5.2. 內地會的創立
戴德生原是由倫敦的中國佈道會差派來中國的，四年後，由於中國佈道會經濟結據，於是他離開了，成為自由傳道，以行醫過信心的生活。1857年，戴因病回英國休養，在休養期間，成立一個向中國內地傳福音的差會，目標是把福音傳入中國內地，“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就是這樣成立了。1866年，戴德生夫婦帶領了二十多位男女同工，一同啟程來中國，這就是中國內地會第一批宣教士。三十九年後即1905年，內地會已成為中國最大的宣教團體、有宣教士828人，分佈在中國十八個省分。
5.3. 戴德生的神學思想
戴氏的神學思想可簡列如下：
一. 持定末世論(Eschatological Stand)，認為人死的境況最重要，他說：「人不是在地獄的火中永遠被燒，就是在天堂的祝福中永遠喜樂。」
二. 靈性重於物質，認為中國的需要實在屬靈信仰方面，當靈性的問題解決了，其他需要也會迎刃而解。嚴格劃分“神聖”和“世俗”的工作，認為“世俗”事物必須能使我們帶人歸主，才值一做。他說：「如果我們用醫療工作替代福音的傳講，或用學校教育代替聖靈的能力，都是極大的錯誤。如果我們的意志是人能借教育的過程，而非借著聖靈的再造，來改變歸正，這將是極大的錯誤。」
三. 強調禱告的功效。認為帶人歸主，幫助人接受基督得聖靈充滿禱告是最有效的工具。
5.4. 內地會的特點
一. 內地會是一個沒有宗派的宣教團體，所以他是沒有限制和屬於任何宗派的，只要是信仰純正的基督徒，有宣教的負擔，條件合適的人都可以加入內地會。
二. 目標是將福音盡快傳遍中國，每進入一省即建傳教站，然後向四周府縣擴展。
三. 注重適應中國當地的文化和社會習俗，傳教士要學習在生活、語言、起居和衣著上盡量中國化，與中國人打成一片。
四. 傳教不借政治勢力而憑愛心，在教難中：("揚州教案"和"義和團運動")不要求英政府庇護，更拒絕人命賠償。情願用無價的生命來見証基督的愛和寬容。
五. 著重宣教的心志多於其教育程度。內地會認為教育程度並不重要，只要在宣教心志上和其他方面符合做傳教士的條件，內地會是會接納的。但其中也有許多是受過高等教育，如︰“劍橋七傑”--著名的七位劍橋大學畢業生，便是內地會的傳教士。
六. 在經濟上完全憑信心仰望神︰戴德生認為神的僕人當憑信心生活，不借貸、不募捐、完全仰賴神的供給。內地會每個月都等候神親自感動弟兄姊妹奉獻，每個月把收到的平分給傳教士，這些就是傳教士的工資。因此，內地會的傳教士，每個月薪金都是不固定的，但他們都有堅定的信心，並能捱苦。
七. 宣教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傳福音，救靈魂。其他以文字、教育、醫療等方式去影響中國，均屬次要。從1866年至1905年，這卅九年中，因內地會的福音工作而信主的人數有兩萬，而且都是很認真的信徒，這實在是一個很好的成績。所以回顧歷史，內地會對中國教會的影響是深遠的。
5.5. 戴德生成功的因素
先讓我們稍為列出內地會在三十年中的發展情況：
1869年： 內地會 整體 百分比佈
道所/傳教站 15 303 5%
禮拜堂 15 292 5%
傳教士 30 280 11%
中國教牧 18 388 5%
守聖餐者 119 5710 2%
學校學生 0 4389
1879年： 內地會 整體 百分比
傳教士 200 901 22%
中國教牧 114 1388 8%
守聖餐者 1314 25067 5%
學校學生 274 8153 3%
1886年： 內地會 整體 百分比
佈道所 162 472 34%
傳教站 175 1984 9%
傳教士 835 2520 33%
中國教牧 627 5079 12%
守望餐者 7280 80815 9%
學校 120 1772 7%
學生 1659 29166 6%
1898年： 內地會 整體 百分比
佈道所 2070 6607 34%
傳教站 637 4267 15%
教會 476 2448 19%
傳教士 863 3346 26%
中國教牧 1306 9594 14%
守聖餐者 14310 164718 9%
日間學校 125 2106 6%
學生 1971 41171 5%
中高等學校 67 372 18%
學生 1191 14320 8%
醫院 8 160 5%
診所 138 236 58%
內地會的成功有以下的原因：
一. 環境的有利條件︰戴德生在中國傳教的四十年，中國是比較安定的。因著條約的簽定，宣教士在中國可以自由出入內地一些省份，中國人在那時也有信仰的自由。
二. 戴德生的恩賜︰戴德生是一位很有組織能力和行政領導恩賜的人，二十年來，戴德生承擔了內地會的領導工作。直到1885年，內地會組織擴大後，才從宣教士中選出十位資歷深厚的宣教士，負起領導的工作責任。這都是戴德生有遠見和有智慧的地方。
三. 戴德生單純的信心︰戴德生體質虛弱，他知道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於是驅使他單純去依靠神。戴德生不但在環境條件好時去仰望神，即使環境條件惡劣，例如︰天津教案和楊州教案，以及1895年發生的義和團事件，戴德生同樣以單純的信心去仰望神。義和團事件時，共有五十八個內地會宣教士被殺，他們真正做到了“為主而活，為主而死”。
六. 李提摩太的宣教工作
在內地開放期，另一位值得一提的傳教士是李提摩太。
6.1. 李提摩太的生平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1845年出生於英國威爾斯省一浸信會執事的家庭，自小受宗教所薰陶。13、4歲時，在威爾斯大興奮與運動中決志信基督。後來就讀師範學校，1865年進入浸信神學院選修神學。1868年在聽了魁麗思夫人(Mrs. Grathan Guinness)演講關於中國及印度福音工作的需要後受感動，立志赴華傳道。1869年11月，在浸信宣道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的支援下來華，1870年2月到達上海，即轉山東煙台，開始了在中國四十餘年的宣教生涯。
6.2. 李提摩太的神學思想和宣教方式
李氏根據太10：5-42中尋找“好人”的觀念，認為“好人”就是指中國民間宗教領導者或社會領袖，“好人”是神為福音工作所預備的。
李氏也認為神的國度“不只建在人的心裡，也建在世上的一切機構裡，為使人現在或將來得到救恩，包括身體和靈魂...”
李氏的宣教方式可以說是“間接佈道”形式。他注重社會服務和賑災。大力賑濟1876年山東的災荒，發賬銀3萬多兩，暫時收養了400多名孤兒。1877年山西又發生嚴重災荒，李氏又募集賬款12萬兩。通過賬災，李氏在官紳中建立了美好形像，結交了不少政府官員。
李氏更熱心西化教育和文字工作。他說：「中國朝臣無知乃是無教，中國圖強之要在於教。」曾要求母會等差會在中國18省各設立一高等師範學校，傳授西學給中國官紳等。在1890年，應李鴻章之聘，擔任《天津日報》主筆 藉此提倡中國改革。
李氏後來積極參與西化改革。1892年接任「廣學會」會督，更力爭“開啟皇帝和政治家們的思想”。籍《萬國公報》(周刊)大力向中國推行各種新知。引起清廷的重視。後來更參與維新運動。李氏認為中國富強，不只要重“西藝”更必重“西政”，並以社會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提出具體改草方案。
第六課 中國官紳的反教與教案
內地開放期所遇到的困難，可分兩部份來看，主要是外在的攻擊和內部的問題。所謂外在的攻擊，是指這段時期所發生的反教事件；而內部的問題，是指教會內部本身要面對的一些難題。
一. 反教和教案
1861年至1895年所興起的洋務運動，最終是失敗了。在保守派分子的反對和攻擊下，認為向西學習是崇洋媚外，而把思想開明，傾向維新的中國人更是恨之入骨。於是對建設鐵路，組織學會，開設報館等有建設性的行動，也盲目的抗議。對於基督教人士，更是不留餘地。所以在十九世紀末，教案不斷地發生。
據統計，由1840年鴉片戰爭到1900年義和團事變，全國大小教案共計約四百餘起，大部分集中於19世紀60-90年代這三十年中。主要的有：
1. 貴陽教案(1861)
2. 南昌教案(1862、1906)
3. 衡陽教案(1862)
4. 重慶教案(1863、1883)
5. 西陽教案(1865、1868)
6. 台灣教案(1868)
7. 揚州教案(1868、1891)
8. 遵義教案(1869)
9. 天津教案(1870)
10. 黔江教案(1873)
11. 延平教案(1874)
12. 濟南教案(1881)
13. 蕪湖教案(1891)
14. 武穴教案(1891)
15. 宜昌教案(1891)
16. 古田教案(1895)
17. 曹州教案(1897)
1.1. 楊州教案
楊州教案發生於1868年8月，遭受損失的主要是內地會。教案發生前曾有謠言散佈，說傳教士挖取將要死的人的眼珠和心臟，用來製做藥材，接著就有人騷擾傳教士的寓所。正當各種中傷教士流言盛行時，一位法國教士所開設的育嬰堂內嬰孩相繼病死，正巧又有人見到埋葬死嬰，於是便激起公憤，把戴德生的寓所，縱火焚燒。當年楊州的知縣也曾審查過嬰兒死亡一事，從驗屍可證明埋葬的嬰孩是病死的。但為什麼仍會發生教案呢？相信當時反教分子中傷傳教士的謠言已經深入人心。
1.2. 天津教案
發生於1870年，遭害的是天主教會。當時天津謠傳有奸民迷擄幼童，賣給天主教教士挖眼和心臟，用此製造藥材。加上當時正流行瘟疫，教堂中收養的小孩，死亡很多，因而引起民憤。有幾間天主教堂同時被焚燒，也有十多個教士和商人被殺死。這些教案的發生與鄉民的迷信和無知，清朝部份官吏的愚昧和不明事理有關。
二. 反教的原因
除當時的鄉民迷信和無知、反教的謠傳深入了民心、清朝官吏的愚昧無知以外，還有一些知識分子的反教思想，他們所持的理由是︰
2.1. 基督教思想與儒家思想的衝突。清朝並不高舉儒家學說，但儒家學說在中國畢竟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它對中國人的影響已根深蒂固。中國社會各階層人物的價值觀，都深深受著儒家思想的影響。事實上，基督教的思想與儒家思想的確是有矛盾的。儒家主張︰“性本善”，人有善性，要加以發揮。但基督教強調人的罪性，人的墮落，需要外來力量——耶穌基督的拯救。然而，當時一部分反教維護儒家思想的人的言論、行為卻與傳統的儒家思想極不符合。例如︰儒家思想是忠恕仁愛之道，而這些反教的人卻以殘忍的手段，去殺害傳教士，把傳教士丟在深山喂狼。此外，又給信徒施加壓力，禁止教徒參加考試，出任官吏等等。
2.2. 還有一些人將傳教士和他本國政府等同對待，這些國家的政府曾經侵略中國，傳教士自然不受歡迎了。一般來說，這些中國人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傳教士是在侵略條約的保護下進入中國的。更令人遺憾的是，有些外國政府用保護傳教士為藉口，挑起爭端。其實傳教士來中國，只有一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將基督的愛帶給中國人，這是傳教士們積極傳福音、翻譯聖經、辦學校、開醫院從事社會服務等活動的唯一目的，可惜中國人還是不能饒恕傳教士。1897年，在山東曹州教案中，就是德國首相命令天主教傳教士，在山東曹州設立教堂，藉此引起中國鄉民滋事，殺了兩個傳教士，造成德國政府威脅中國的藉口。傳教士就這麼可憐的被利用了。以達到外國政府的卑鄙目的，以此鞏固自己的地位，保持自己的利益。
2.3. 這段時期教會的見證方面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有一些流氓假裝信主加入了教會，宣教士因為不瞭解底蘊，於是接受了他們，並為他們施洗。後來這些流氓打架，滋事還得到宣教士的保護，使中國人大大反感。後來傳教士明白了，不再甘心為虎作倀，但已經惹起中國人不少誤會，難以解除。此外，基督教傳教士和天主教傳教士吵架一事，也帶來很壞的影響。在中國人眼中根本不分基督教和天主教的，這實在是很不好的見證。
2.4. 民族主義的刺激。從1860至1899年間，共有三次的反教高潮：光緒十年(1884)有48宗，光緒廿一年(1895)有60宗，光緒廿四年(1898)有77宗。主要是受當時的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列強瓜分等事件的影響。
三. 中國反教思想根源的不同解釋
3.1. 中國傳統反教論(Paul A. Cohen柯保安)。柯氏在其著作China &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nment &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1860-1870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 Press，1963)，頁3-60，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存有異端-正統的對立思想(Heterodoxy-Orthodoxy Antithesis)：儒家是正統，一切非儒家的所有宗教，包括佛及基督教等外來宗教，皆被視作異端而予以打擊。明清時傳入的天主教及十九世紀的基督教所以被反對，就是因為這個正統闢異端的傳統，柯氏稱之為反基督教傳統(Anti-Christian Tradition)。
3.2. 呂實強在其著作《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1860-1864》(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66)，針對柯氏之論而作出修訂，指出中國官紳反教之原因在於下列三點：互不瞭解、基督教在華傳教事業中，被滲入了侵略的特質、中國官紳對自己尊嚴與利益的維護。
3.3. 中國大陸史家張力、劉鑒唐在其著作《中國教案史》(成都：四川社科院，1987)，及四川省哲學社科學會聯合會、四川省近代教案史研究會編：《近代中國教案研究》(成都：四川社科院，1987)，及馮祖貽等編：《教案與近代中國 -- 近代中國教案學術討論會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提出論點認為：一. 教案是「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的產物，是中國人民反對外來侵略鬥爭的一種重要組成部份。」，二. 基督教與中國封建禮教的矛盾，三. 中西文化差異衝突。
四. 義和團運動(1900)
4.1. 動亂的原因
多次的反教和教案已使到中國人對這外來又急速增長的基督教存有許多奇異的看法。這些心理多數是文化性質的，相信是因為中國人害怕自己的文化被侵佔，因此而對基督教或外來的傳教士仇視。
當時動亂的原因可列如下：
一. 仇外反教情緒高漲。當時天主教在山東的發展急速，有教徒約8萬人。另外，在1888年，德國取得了山東的保護權，教會因此獲得許多教權和方便，傳教士自由出入並擁有許多田產，在社會上也擁有好大的權柄，人民覺得連中國人的官府也受了挾制。民間鄉團組織的發展及反洋教情緒。當時有一些鄉團與白蓮教合成會流，在社會中的聲勢越來越大。白蓮教一向都仇視外國人。義和團團員更揚言“不穿洋布，不用洋火，誠心用功，可避刀劍，可避槍砲，興大清，滅洋教。”
二. 華北的社會經濟危機。當時中國正連連遭受天災。1889-1898年十年間，華北境內的黃河幾乎年年決口，田舍淹沒，人畜死亡。1899年又久旱不雨。甲午戰爭後也帶來許多社會經濟危機。政府財政拮据並連年戰亂，宮廷揮霍，河工賬濟，舉辦新政，以及對外賠款。造成政府甚至入不敷出，百姓負擔加重。
三. 清廷處理失當。清廷對教案的處理不得人心，如在巨野(曹州)教案中，革職了魯人認為官廉正的巡撫李秉衡，又判民眾二人死刑，三人判徒刑，大筆賠款。
4.2. 義和團運動的興起發展及衰亡
一. 義和團興起於山東，盛於直隸。義和團原名義和拳，當冠縣教案擴大，清廷下令嚴查時，巡撫張汝梅將義和拳歸入鄉團，名為義和團。義和團得巡撫的支援，拳眾氣焰愈張，到處毀教堂，殺教民。後來義和團北上，以洋人最集中的北京天津兩地為目標。並且義和團得慈禧太后的縱庇，在直隸全境各處放火殺人。
二. 慈禧宣戰。八國聯軍入京，義和團解散。
三. 在義和團運動中教會的損失。教會產業損失不計其數。被殺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教友18000人，新教(更正教)教士188人，教友5000人。
思考／討論問題：
七．自從1616年沈灌向王帝明神宗告傳教士以來，中國教會在三百年裡屢次發生教案。造成無數的傳教士和信徒受到逼迫和殉道。今天，“吃洋教”、“信耶穌是反對祖宗”、“信基督教是出賣國家(共產指)”等指責仍存在中國人之口中。要如何回答這些指責呢？
第七課 中國基督徒的自我體認
一. 內地開放期教會本身存在的問題
在這段內地開放期(1860-1900年)加入教會的人，大多數是貧苦大眾，或是品流複雜的人。當戴德生創立了中國內地會，要將福音傳入中國內地的鄉民時，許多傳教士便湧入了鄉村作佈道。教會的信徒迅速增加，可是信主的人的教育程度和社會地位，卻相當有限，對中國社會產生不大的影響。一般士大夫、官紳、商人和知識分子看到教會裡充滿貧苦人，大家都退避三舍。當時滿清官員若去教會禮拜，會被撤職，所以做官的人是不上教堂的。加上傳教士轉移宣教重心，以內地鄉民為主要對象，所以要吸收知識分子，便更加困難了。事實上，基督教要在社會有影響力，必須有平衡的發展，吸收社會各階層的人成為信徒。在整個教會中，也必須有一些可以懂得聖經的人，去按真理領導群羊，不然便很易陷異端的迷惑之中。內地開放期的教會因沒有大量的人才，以致中國教會未能獨立。
1.1. 教會信徒的質素
教會信徒大多是一些比較窮苦的人，影響了教會在某些方面的發展。加上有許多人信教是另有目的，例如︰為了兒女教育的好處，有疾病時可享有免費住院，還有一些流氓分子混入教會。這些所謂教徒，其實都是動機不純的，這使信徒在素質方面大大降低了。
教會以外的人，看見這些品流複雜的人加入了教會，就更加歧視教會了，說宣教士是用金錢和物質引誘人入教，這種誤會是很難澄清的。
不久，傳教士們察覺了這些問題，便採取了一些方法，例如︰當信徒要求“幫補”時，需徹底查清其需要是否屬實，接受信徒時不再操之過急，信徒犯罪後，也不再為信徒“作保”，以免惹上包庇犯罪子之嫌。傳教士所辦的學校課程中，增加了一、兩門專業技術課程，待學生畢業後有一技之長，可自力謀生，不用依賴教會。這些建議，對改變信徒素質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些幫助。
1.2. 基督徒信仰的體認
重生得救這樣的體認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加上傳教士喜歡在在傳教中對「罪」與「悔改」強調，這使中國人一時間難以明白和實行。米憐曾寫《長遠兩友相論》全書以對話形式表達，主要透過基督徒潘長及其未信的朋友曹遠對信仰問題的討論，進而帶出基督教要義，解答未信及慕道者的疑問，全書的重點主要指出每個人都有罪，結果是永受地獄之苦，要免除此苦，人必須承認自己的罪，向神悔改，藉著耶穌的死，罪就得赦免。而成為一個“信耶穌者”後，必須要“敬拜上帝”，閱讀聖經、祈禱，這樣才不致再次身陷罪中。另外一個信仰困難是中國人督徒對“苦難”與“不公”的體認。
當時中國人正經歷許多的天災苦難，社會中更有許多不公平和不公義的事情發生，這給中國人基督徒許多的反思和疑問。許多時候，傳教士並不能完全解答和滿足他們這樣的尋索思考。當然也有許多人藉著苦難的際遇以至抉擇接受基督教，例如從“吃教”到真誠皈依的廣東禮賢會王元深。當時也有許多知識份子為了救國而抉擇皈依基督教。
中國基督徒在社會地位上面對許多的張力。在國家方面，基督徒被斥為信奉“洋教”、通敵賣國。在家庭方面，基督徒又蒙上背祖忌宗，離經叛道的汙名。教會在這種情況下，不時起來辯護。在「教會新報」、「萬國公報」中可見到“辯誣賦”、“論耶穌教”、“析論”、“駁謗詞”、“傳道論”、“辯耶穌教”、“民教失和辯”、“明道問答”、“聖教問答二十四條”等等文章的出現。即使是這樣，當時一般的中國人最多只確信基督教入華，目的是“勸人棄邪歸正”。
1.3. 訓練中國傳道人問題
這時期中國傳道人的數目，是有顯著的增加，基督教傳教士的傳福音範圍也擴闊了。基於一些外國傳教士的普通話不夠流利，需要中國傳道人陪伴他們四處傳道，充當翻譯。因此，中國傳道人開始成為傳教士和中國人之間的溝通橋梁。可惜當時信徒素質較低，因此早期教牧訓練方式，是屬於學徒式的，是較短期的訓練，主要是研究聖經和傳福音的方法。另外也教導受訓的信徒，如何處理實際環境的種種問題，這種訓練方式也比較靈活。學徒式的訓練對像是成年人，接受的條件是必須清楚得救蒙召，及對社會有認識。
這種學徒式的訓練有其優點，例如注意實際環境的需要，可較實際地瞭解傳福音會遇到的各種問題，以及如何解決。但是學徒式訓練也有許多的缺點，例如時間太短，在聖經的教導方面不夠全面和深入。時間不長，難免有些人會假裝蒙召作傳道人，加入訓練的行列，以便使用傳道來糊口，他們沒有傳道的熱誠，羞辱了這神聖的職份。
後來，教會才發展學校的訓練方法，這方式被大宗派的教會接納。通過一般學校制度，教導信徒深入認識聖經的真理。對象主要是較年輕的男學生。這些學生從小就學習聖經的理論和知識，一直到長大，看是否能擔任傳道人的角色，所需的時間長，以便觀察。
二. 如何發展一個自立自養的教會
如何把中國教會發展成一個自立自養的教會是這段時期宣教士深入思考的問題。
教會要自立，必須先要有好的領袖人才，肩負起領導教會的責任，同時也要有一群成熟的信徒去支援。教會要做到自養，當然要有一群經濟能力好的信徒，這在當時是頗為困難。可是教會的自立自養，又是必須的，因為自立自養的教會才是一個成長的教會。傳教士打馬治，是十分熱心去幫助中國教會成為自立自養的教會，例如︰「長老會閩南大會」(1862年)成立自立會就是一個最初期的例子。
思考／討論問題：
八. 1877年第一次「全國傳教大會」(無一華人同工參加)就開始討論中國教會應該“自立自養自傳”(或“本色化”)，可是到解放前(1949年)或甚至現在(2000年)仍然不能達到這目標。為什麼？可使用那些最好的方法去達到呢？
============================================================
============================================================
何啟
( He Qi , Ho Kai )
1859 ~ 1914
清末民初香港著名基督徒醫生、律師、政治家、企業家和慈善家；是香港首位獲封爵士榮銜的華人。
何啟，字迪之，號沃生，祖籍廣東南海。何啟於1859年3月21日生於香港，其父何福堂（何進善）是中國基督教第二位被按立的華人牧師（第一位是梁發）。何福堂是中國最早期基督徒之一，年少時進入由倫敦會傳教士米憐博士（Dr. William Milne）在馬六甲開設的英華書院攻讀英文和神學。畢業後，隨倫敦會傳教士理雅各到香港傳道。
何福堂共有七子六女，在兒子中，何啟排行第五。他自幼勤奋好学，長於數學，英文尤佳。何啟早年就讀於香港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1872年，赴英國留學，幾年後進入阿伯丁大學（Aberdeen University）攻讀醫科，完成醫學學士學位後，遵照貴族出身的未婚妻雅麗氏（Alice Walkden）的建議，進入林肯法學院（Lincoln's Inn）攻讀法律，最後取得大律師資格。畢業後，何啟與雅麗氏在倫敦結婚。
1882年，何啟偕新婚妻子雅麗氏返回香港，初以行醫為業，為香港首位華人執業醫生。後從事律師工作，不久被港府委任為太平紳士（Justice of the Peace）。1890年，何啟又被港督委任為立法局議員。那時，他不僅是醫生、律師和政界名人，而且是一個聞名的企業家和慈善家。
不幸的是，何啟夫人雅麗氏於婚後三年死於傷寒，遺下一個女兒。在喪偶之痛下，何啟決定興建一所醫院以紀念愛妻。除此原因外，何啟亦早有在華人中間發展西醫事業的理想。早在雅麗氏逝世之前，在香港的倫敦會醫療傳教士已有意在香港設立一所西醫醫院。何啟因本身家世有倫敦會的背景，自己又是倫敦會華人自立會的會友，故在雅麗氏亡故後，捐出妻子的遺產，與倫敦會合建醫院。何啟決意將這所醫院辦成一所宣教醫院，由倫敦會管理，院長必須是倫敦會派來的醫療傳教士。醫院於1887年2月正式投入服務，命名為"雅麗氏紀念醫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中文取"以利益救濟人"之義，命名為"雅麗氏利濟醫院"。院內的西醫學院（香港大學前身）於1887年10月正式成立，由史釗活（Frederick Stewart）任院長，有"熱帶醫學之父"之稱的萬巴德醫生 (Dr Patrick Manson)任教務長，康德黎（James Cantlie）任秘書。該醫院由此成為香港首家為貧苦華人提供西醫治療的醫院。雅麗氏利濟醫院既是一所具有宣教性質的醫院，自然注重傳福音工作，這方面的事工主要由華人自立會（即後來的道濟會堂）的王煜初牧師和黎福池宣教師負責。西醫書院亦有志於改革中國。
孫中山於1887年由廣州博濟書院轉往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成為該書院的第一批學生（共九人），其中有七位是基督徒。他們成立了主日查經班，查考路加福音，因為路加是一位"人所愛戴的醫生"。到1891年，即孫中山畢業的前一年，該書院所有的同學都歸信了耶穌基督，而且他們畢業後多能活出基督的愛心，奉教會之差派到各處服務。孫中山除行醫外，亦很注重賑濟貧病的工作，四處贈醫施藥。他後來更進一步將福音精神和救國理想結合起來，由醫療工作轉而從事革命事業。
孫中山在西醫書院讀書期間，與前教務長萬巴德，後教務長康德黎，還有何啟、王煜初和譚臣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為未來興中會的革命事業準備了支持者。當孫中山在1896年"倫敦蒙難"時，即經康德黎和萬巴德多方營救方得脫險。何啟當時是法醫科教授，既是孫中山的老師，也是孫中山在道濟會堂的親密教友。他也是一位基督徒改革者、革命家，曾與中央書院的友人胡禮恒合撰《新政論議》、《新政安衡》和《革命新論》等書，批判中國傳統禮法和舊學，提出西法救世的主張，高舉民權，倡議清廷變法及改革官僚制度。他的西法和民權思想以基督教的上帝為基礎，因他肯定基督教對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大有裨益，故建議在教育方面要像西方那樣加上"天學"，即基督教神學。孫中山在西醫書院時，十分喜歡何啟的著作，"深受何啟主張學習西方科技，提倡新政，革除舊弊的思想影響"。
孫中山進行革命活動後，何啟給予堅定的支持，掩護興中會在香港設立的據點，並參與籌劃興中會的廣州起義，負責起草對外宣言。1900年義和團運動時，何啟又聯同香港總督卜力（Henry Blake），草拟《平治章程》，密謀孫中山和興中會與李鴻章合作，成立獨立政府，後因李鴻章應詔北上而告流產。
何啟對香港的發展做出過重大的貢獻。1904年，何啟又創立了雅麗氏紀念產科醫院（Alice Memorial Maternity Hospital），是香港第一所產科醫院，也是中國最早的產科醫院之一。1906年，由於雅麗氏醫院和那打素醫院合併後，病床仍顯不足，於是何啟之胞姐何妙齡捐款興建了新醫院，命名為"何妙齡醫院"（Ho Miu Ling Hospital）。何妙齡之夫，即清末民初著名外交家伍廷芳。至1954年，雅麗氏紀念產科醫院、那打素醫院、及何妙齡醫院合併成為"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後來遷至香港大埔現址。
1909年何啟出任香港大學助捐董事會主席，1913年将其所辦的西醫書院併入香港大學。1910年何啟榮獲英國政府頒授的爵士勳銜，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華人。何啟也是廣華醫院倡建者之一。該醫院最終於1911年成立後，何啟曾擔任其董事會主席。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孫中山邀請何啟返回廣東，擔任廣東省都督胡漢民的外交顧問。除公職外，他還投資地產，晚年與區德，曹允善等人合作，設立啟德地產公司，向政府投得九龍灣，自行填海，建筑民宅。1929年，港府在該地投資興建機場，取名為"啟德機場"。
何啟於1914年7月21日病逝於香港，享年55歲，葬於跑馬地墳場。
資料來源：《華典》網庫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